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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门外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敲门的是调度室主任老李。此前，从未遇到过首长已经到达机场而机组人员还在睡觉的先例。
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到从停机坪传来飞机发动机起动的声音。我顾不得系好鞋带就冲出房间向停机坪跑去。此刻，摆在我面前的是个无法让人理解的局面：机组中还有5个人没上飞机，飞机竟然要走。在飞机缺少副驾驶员、领航员、通信员的情况下怎么能起飞呢？
此时的停机坪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中呈现一片混乱。我看到256号专机正沿着滑行道快速移动。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陆军战士，在停机坪的中央停住。混乱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喊：“开枪！”又有人喊：“不准开枪！”
一位军官知道我是机组人员，于是非常着急地对我说：“这架飞机不能起飞！你把它拦住！”
我连谁在飞机上都不知道，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怎么能把飞机拦住？
最担心发生的事情发生了，1971年9月13日0时32分，飞机消逝在机场西南方的夜空。
机组成员留下5人
飞机强行起飞后，职业本能告诉我，只有到调度室才能知道飞机的情况。
“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个机械师在飞机上。”调度室主任老李揭开了我心中的谜团。
机组从北京飞山海关时一共9个人，林彪专机起飞后，留下了5名机组人员。就在两个小时前，潘景寅还在机组会上讲第二天的工作安排。时隔不足两个小时，机长和3个机械师却把飞机飞走了，这使剩下的5个人茫然不知所措。
其实，机组9人有走有留的局面是机长潘景寅直接造成的。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寅是在听了林立果的授意后主动安排的。
由于当时林彪是紧急决定将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改为北逃叛国，一旦飞机升空，叛逃的航向会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到那时，面对9个人的机组，在空中他们是没有把握控制局面的。所以，在林彪等人离开北戴河住所去山海关机场之前，就通过电话通知等候在机场调度室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虽非原话，但实质如此。
当晚，潘景寅除了开机组会之外，他基本上就待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
“有人要害林副主席”
午夜，潘景寅接到一个电话后，马上通知海军场站要加油车。9月13日0点05分，潘景寅把睡在招待所第3个房间的3位机械师叫起床。另外，他还和机组人员交代，“你们先上机场，我同机组其他人员研究一下航线，随后就到。”原话不一定如此，但潘景寅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不能惊动机组其他人。
潘景寅把机械师们送走之后，又回到了调度室主任的房间里，此时的调度室主任老李并不知道机组的其他人还在睡觉。因为既然要油车加油，就是要准备起飞，机组应该全部起床才对。
3位机械师到机场后仍不见机组其他人员到场。此时的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守着电话，防止机械师通过电话叫我们起来。潘景寅知道，机械师们在机场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直接跑回来，别人叫我们起床的可能性不存在。
当看到油车到场，机械师中的一个人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的时候，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突然急驶而来，在飞机的左后方停下，此时的时间是0点22分。
第一个下车的是叶群，她一下车就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并高呼：“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第二个下车的是林彪，最后一个下车的是林立果，他手里端着枪。
强行起飞的256号
潘景寅是在听到外面的汽车声音时才匆忙离开调度室的。他到达机场后，径直登上飞机。此时的特设师邰起良看到首长已到，机组还有一多半没来，就急忙打电话到调度室，急促地喊：“首长到了，机组其他人员怎么还没来？！”
此时，接听电话的调度室主任老李大吃一惊，等他急促地敲响我们的门，事情已经发生了。
此刻，山海关场站佟参谋长已接到不准256号专机起飞的命令，当他从调度室奔向256号专机准备向机长传达时，看到正在打电话的邰起良，于是，就将不准起飞的命令告诉了他。
林立果最担心的就是机组全部到场，所以他大步跨到电话机旁，督促邰起良快上飞机。邰起良边走边回望，他多么期望机组的人能马上出现。邰起良是机组中最后一个登机的，林立果一手持枪，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在油车还没有完全离开的情况下，飞机强行滑出了跑道。
潘景寅设计并导演了机组有走有留的这一幕历史活剧。从叫机械师起床到飞机滑出这短短的20多分钟时间内，他对每一个行动的时间衔接都考虑得很精密。在“林副统帅重要专机任务”光环的笼罩中，潘景寅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康庭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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