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从底层职位做起，他们与中国的年轻人拿着同样的薪资，乘地铁上下班，为商务区昂贵的午餐而烦恼。
Kiera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镇。5年前，她逃离了备受金融危机折磨的美国，怀着巨大的好奇和憧憬来中国闯荡。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融入这个国家，Kiera换了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李丽”。刚到上海时，李丽在人民广场的地铁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她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多人。
初到上海
李丽很快就发现，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上海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好找。“有一次我去一家外资企业面试，遇到四个竞争对手，一个是墨尔本回来的，一个是伦敦回来的，一个刚从法国的大学毕业，最后一个虽然不是海归，但在大公司有五年的工作经历，于是这个人拿到了工作机会。”
唯一让李丽欣慰的是，虽然屡次失败，但她总能获得面试机会，而且都是让她兴奋的公司和职位。
到上海三个月后，李丽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这份工作并不算理想——公司只有几个人，薪水也只有几千元人民币，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总经理助理”这个头衔依然让远在美国的家人欣喜不已，毕竟与她在美国披萨店里当服务员的同学相比，这实在“太体面了”。
不久，李丽感觉有些不对劲。对她来说，在这家公司上班太“轻松”了，只要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公司合作伙伴参观，或是陪老板偶尔把国外来的生意伙伴从机场接到酒店，再陪着吃吃饭、聊聊天。至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李丽没有丝毫参与的机会。最终，她主动放弃了这个充当“花瓶”的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外教。李丽依然不满意，因为薪水不高，竞争却异常激烈。像她这样大学毕业后直接来上海淘金的外国人，似乎一年比一年多，而且大多是从外教这个“门槛较低”的行业起步。“菲律宾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这些母语并非英语的人都可以去做英语外教。”李丽对此很不理解。最关键的是，虽然和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但公司却不愿给员工办理在华就业证和居留证，这让学过法律的李丽心怀忐忑，因为这意味着她得不到中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于是，在到上海半年后，李丽第三次跳槽。这一次，她又回到外贸行业，负责企业与美国客户的日常联络。这次不像上次那样轻松，因为时差，她每天都要上夜班，每周还有几次白天要加班，这让她疲惫不堪。“中国人的节奏实在太快，跟不上，除了工作，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李丽一度感到很沮丧，甚至动了回国的心思。
走出古北
到上海一年后，李丽遇到了现在的丈夫。这让她下定决心留下来。李丽的丈夫Brett也是美国人，中文名叫“李润”。就在李丽四处“打工”的时候，李润已经是一家美国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管，住在上海古北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里。
古北是外籍商务人士聚居区，一套公寓的月租金，差不多相当于李丽的月收入。在这里，李丽感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气息。豪华公寓、专属司机、住家保姆，还有每月一次的高管家庭聚会，这些让李丽觉得自己真的“融入”了上海。不过，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李润“上位计划”失败了，公司要把他调去欧洲市场，那里的销售业绩正连年下滑。权衡再三，李润选择离开原来的公司，留在上海。
一番挑拣，李润最终在一家跨国公司谋得了一个中层职位，薪资待遇比以前低了很多。“以前除了基本工资，还有住房津贴、小孩教育津贴等很多津贴，还能享受和美国一样的假期。但现在，因为是在上海找的工作，而不是总部派来的，所以待遇跟中国员工差不多，只有基本工资，其他的津贴全部没了，假期也没了。”李润感到自己与本土员工相比，已经没有了任何优越性。
辗转流离
2012年圣诞节过后，李润和李丽就住房问题爆发了一次争吵。
李润在古北的“豪宅”原本由他的上家公司支付房租，离职后房租成了沉重的负担。李丽坚持换一套更便宜的房子，而李润却有心理障碍，认为这会让他逐渐疏远原先的圈子。李丽却觉得那种心理是不切实际的“虚荣”。
最终，李润还是向“残酷”的现实低头了。他们搬到了杨浦的新江湾城。虽然没有古北那么高档，但这里也是上海一个著名的低密度大型国际化社区。每个月9000元的房租，对李润来说轻松多了。但是，通货膨胀、房租上涨和雷打不动的工资，还是让李润的压力一天天在增大。在2013年5月准备续约的时候，房租从9000元涨到了令人咋舌的1.3万元。李润只得另谋住处。无奈之下，李丽在朋友的推荐下住到了虹口，虽然没有了高档国际社区的气氛，但房租却比原来便宜了1/3。
当然，代价就是“老乡们”与李丽一家有意无意的疏远。对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说，住在哪里，是划分圈子的一个重要标准。“那能体现出公司的实力，以及你在公司的地位。”
住房还只是李丽一家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物价飞涨，小孩的教育经费和医疗问题等让李丽一天天深陷“柴米油盐”的困扰之中。当年雄心勃勃的李润也开始动摇，考虑回国。
跨国猎头企业翰德最新一次的亚太区域招聘趋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司的平均人才流失率高达10%到20%，这也就意味着，超过80%的中国企业有着招聘的需求。即使在2009年经济最低迷的时候，中国还是有33%的企业在增聘人手。
不过，虽然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总量一直有增无减，但近几年，这个趋势却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从底层职位做起，他们与中国的年轻人拿着同样的薪资，乘地铁上下班，为商务区昂贵的午餐而烦恼。当外国人的身份不再成为企业用人的参考，他们在中国待遇的变化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31期 姜智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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