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美国在朝鲜投了两枚原子弹,所以冷得早。”“蒋经国已经到了上海,坐汽车进行秘密活动。”“世界42个国家打中国”。谣言,席卷1950年的中华大地。
“鼓楼冒烟”
“天安门的石狮,在李闯王时就流过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了泪,这肯定要出大事儿。”“鼓楼冒烟,八路军要颠儿。”1950年的夏天,北京城里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消息。
石狮流泪不容易看到,但北京鼓楼是不是冒烟,一看便知。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袁光屿和同学一起跑到鼓楼大街去看,那里果然是人山人海,“只见两个兽头各自慢慢升起一股很浓的黑烟。那黑烟并不立即向高空扩展,而是始终停留和弥漫在兽头上空久久不散。我们回到家以后自然对家长和邻居大说特说,弄得街坊四邻在第二天也纷纷跑去参观这个‘千古奇观’。”
不仅北京人看,附近的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很多人跑来看热闹,一时间鼓楼人满为患。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的刘坚夫受命调查此事。鼓楼通高40多米,刘坚夫先组织消防人员架起云梯,想爬到鼓楼顶上去。但当时消防队所用云梯根本够不着鼓楼的顶部,传统建筑固有的飞檐也让消防员无技可施。刘坚夫随即又想到去找私人营造厂,想搭个木架子爬上鼓楼,但是短时间却也没人敢接这活儿。
谣言越传越凶,人心更加惶恐。在刘坚夫的说服下,一家营造厂终于同意帮助。高高的木架子搭成后,消防人员爬上去察看,发现鼓楼顶上的“烟”竟是一大群小飞虫。
1950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登出了一条不足300字的消息,称“京市鼓楼顶上‘浓烟’萦绕原来是蚊虫飞舞不散”。
直到60年后,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教授的袁光屿仍然清晰地记得此事,他的疑惑仍在:“谜底虽然得到,但究竟为何那些蚊子每天如此准时起飞,我到目前还没有理解。”
当时的《人民日报》尚无后来一言九鼎的舆论影响力,但是以中共中央党报之重要地位竟然如此郑重其事地刊登一则社会新闻,足以说明此事之严重性。事实上,共产党高层已经注意到了社会上谣言四起这一乱象。
谣言四起的恐慌
末世谣言在彼时的中国到处流传,“鼓楼冒烟”只是众多谣言中的一则。
此时尽管解放军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省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也建立起了一整套党政权力控制体制,但是社会上仍然人心浮动,城市与农村的治安仍然相当混乱,而这一年南方大雨,北方大旱,也让经济起伏不定,物价上下翻飞。天灾流行之时,往往也是谣言横行之际。
1950年最初的3个月里,毛泽东不在北京。他第一次启程前往苏联,寻求帮助与结盟。谈判时间相当漫长,双方因为荣誉与实惠争执不下,以至于美国有媒体怀疑克里姆林宫扣压了毛泽东。
连外国人都这么怀疑,毛泽东的久未露面在中国引起了更多的谣传。甘肃省兰州市就有谣言说,“毛主席与苏联商定,要用10万儿童与苏联交换军火”。一时各小学上学儿童骤减。在谣言煽动下,4月29日,四五百名群众游行。
辟谣的办法是,毛泽东公开出席了苏联的一个联欢会,西方的报纸赶紧报道了这位神秘首领的最新消息。
据研究者侯松涛统计,这一年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谣言。
在江苏和湖南等地谣传“美国已占领台湾,美国兵舰已开进了吴淞口。”“太平洋与中国沿海各地都由麦克阿瑟来指挥,台湾不可能解放了。”“麦克阿瑟发火啦!已由日本调去五百架飞机,由台湾调去三支军舰……”“美国与蒋介石已收复海南岛,林彪牺牲啦!”
事实上,有些谣言的确反映了民众的心理,1949年末参与接管广州的杨丰后来回忆说:“当时群众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怕国民党反攻大陆;三怕土匪恶霸打击报复;四怕共产党‘共产共妻’。”
1950年的谣言大都在这“四怕”的范围之内。
信仰改造与宣传网
学者李若建的研究显示,其时谣言的主要传播者是:会道门、土匪、小商贩。
北京市政府断然出击,1950年12月18日,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
肉体消灭固然能使造谣与传谣者销声匿迹,但是谣言的源头仍未断绝。“人民政府号召除虫时,农民群众就敬土地,求神灵保佑。人民政府号召积肥,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参加道会门活动的群众就大吃大喝,互相请客。”湖北省的一份报告如是说。
反击谣言传播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加大宣传。宣传员和读报组应运而生。在城市,街道宣传员成为主力军。在农村,除了办学习班,还让农民忆苦思甜。中小学则成为家庭宣传的一个阵地,发动儿童查谣和追谣。当时报纸尚不发达,读报组的活动则是扩大宣传的最好办法。
一张巨大的宣传网由此铺展开来。宣传员的任务是要以谈话、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方式,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政策、任务,以及生产劳动的模范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
(《民主与法制时报》9.16 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