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外余生

    云南省第一监狱高墙外的“劳改村”拆除了，村里的一部分居民即将乔迁新建成的经适房。他们早已不是罪犯，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生活在心灵的高墙之下。物质上，他们与外界的人差别不大，但长年的监狱生活对他们内心的影响却依旧深远。

    释放的囚徒

    “我是楚雄双柏人，中学毕业后，1948年参加卢汉领导的保安团。云南起义时，我所在的部队奉命调入昆明城区，与国民党第8军和26军都交过火，增援过巫家坝机场。起义成功后，我们所在的部队是（暂编）第12军36师26团3营直属中队。我是尉官……”88岁的杨中山年事已高，眼疾严重，耳朵也不太灵光，但老人头脑清晰。尤其是说起自己参加过昆明保卫战时，他更是一字一句，铿锵有力。老人手中握着一本红色封皮的“起义人员证明书”。

    云南起义后，杨中山作为起义人员，在昆明接受了近一年的政治学习后复员，领了400公斤粮食，回到了双柏的农村老家。土改开始后，由于他是旧军官，又是地主家庭，于1951年被判无期徒刑，辗转几个监所后，1957年开始在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直到1982年重获自由，双柏县人民法院才对其平反，恢复了他的一切政治权利及名誉。30多年的牢狱生活，把杨中山从一个青年人变成了老年人。他想回家，但他早已家破人亡。最终，他以木模工的身份成为监狱企业——金马柴油机总厂的一名正式工人。

    张成贵曾是威信县革委会的副主任。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张成贵因“执行四人帮极左路线，打击迫害老干部”，被定为“反革命”，判处死缓，并被投入省一监服刑，在威信的妻子随即也与他离了婚。1984年，张成贵减刑后出狱。

    卯大爹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破四旧”时，私自将庙里的佛像背回家，结果被控“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遭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出事前他已结婚，并生有一子（后不幸夭折），入狱后，妻子与他离婚。后经减刑，卯大爹于1979年释放回家，但发现家里的田地和房子都被哥哥“败完了”，他心灰意冷，回到监狱成了一名工人。

    原四合院里的居民大多在青年、中年时入狱，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释放。他们在监狱中耗尽青春后，最终都留在了四合院，殊途同归。

    难以磨灭的囚犯烙印

    虽然他们恢复了人身自由以及公民权利，但在生活中，他们仍时刻感受到某种“区别对待”。旁人的“有色眼镜”还在刺痛他们。

    杨中山举例：同是留在监狱工作，有人转为企业正式工，但有的人却直到退休，身份也只是“暂留待迁”。不仅平时工资有差别，逢年过节发的钱也有差别。如果狱警发100元，转成正式工的可能发60元，“暂留待迁”则只有30元，甚至没有。

    每个季度，监狱生活区的居民都会领到一张由省一监后勤服务中心发放的“住户水电费结算单”，单子上除了标明住户用的水、电数量和费用外，在“部门”一栏还标明了“退留”字样。虽然这张单据只是给住户的，但这让居民卯大爹非常不满。“我又不是没交钱，何必在单子上这样写？”

    “退留”二字，一直在提醒着这里的住户“你们是留队人员”，一直在揭着过往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当谈到与四合院居民混居有何感受时，省一监的一名家属说：“他们原来都是重刑犯，还有判死缓、无期留下来的。现在他们福利也好了，还能跟干部一样，买刚刚建好的经适房！”言辞之间，意味深长。

    寻找失去的尊严

    尽管在狱中长年服刑，但他们很关心自己的工资待遇、住房条件等。即使被人骂“烂留队的”，受了委屈，他们也多半是忍气吞声。

    在经历过平反的四合院居民群体里，迫于生存压力，人们在不断寻找机会。因为在工资待遇方面差别明显，“暂留待迁”人员先后赴京上访，接受媒体采访，合法反映意见，以求得在物质和人格上的平等。

    如今，四合院已不存在，四合院的居民们也逐渐分散，但现实仍然难以完全平等。他们还住在省一监最破旧的生活区里，频繁往来的小轿车与他们无关。刚刚建好的经适房是他们拥有自己房产的最后机会。

    年事已高，人渐苍老。回归正常生活的道路颇为坎坷，但老去的他们依然努力与命运抗争着。明知困难重重，他们依然要努力，试图挽回那些失去了的东西。

    （《都市时报》8.27 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