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的生态警示

    《自然辩证法》认为，自然的辩证法是客观逻辑，人类对客观逻辑揭示和认识的中介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愈益发展，愈益揭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是普遍联系、不停运动的和谐整体。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这些振聋发聩的深刻论述，在当时的西方理论界，知音少，和者寡。辩证思维与逻辑实证分析思维分属不同的思维层次，并不矛盾。作为伟大的哲学家，恩格斯以过人的思辨能力，依据近代科技研究成果，对自然的客观逻辑的确做出了远远超出同时代思想家的深刻把握。然而，《自然辩证法》的精髓并未被太多的人领会，更谈不上接受其生态警示。

    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到上个世纪中叶，欧、美、日诸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环境恶化，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比如1956年日本水俣湾附近发生震惊世界的水俣病事件。这种病症是因为当地居民长期食用含有汞的海产品所致。而作为毒源的汞，则来自于水俣湾沿海工厂的废水排放。大量的环境恶化事例密集出现，致使欧、美、日等对人类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迅速升温。

    有意味的是，差不多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出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自然辩证法》的警示才开始得到重视。

    1972年，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1990年代以后，《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相继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

    西方发达国家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历史总是这样，先觉未必总是能够觉后觉；迟早觉悟，并且在觉悟的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常常让后人感慨！五六十年后，恩格斯的论断才在西方世界中有了知音反响。遗憾的是，这些隔代的反响，纯属自发，而非自觉，是由一堆堆棘手的现实问题逼迫引发出的被动性的、不得不进行的反思和调整。这些反思和调整，反映在思维观念上，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已有的抽象分析提升到思维的具体；反映在实践上，就是极尽综合把握的能力，更为和谐地推进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的、绿色的、低碳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主导话语，各国经济发展顺之则昌，逆之则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程度已经很高，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可以顺势而为。相比之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无论是实现全面小康还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率都还有很大的差距。然而问题是，今天无论国际市场条件许可也好，还是国内生态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也好，都决定了我们今后的发展，注定要在生态文明范式下转方式调结构，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路径。

    要实现这种发展转变，首先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确立生态文明的观念。《自然辩证法》对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最为系统，相应的认识论、方法论阐述也十分丰富。中国共产党人担当着领导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历史责任，必须在发展观念上实现真正的转变。

    （《学习时报》8.19 刘慧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