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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了武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也到了武汉。
一天，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门前停了一辆黄包车，车夫坐在车把手上，吸着烟袋，像在一边歇脚，一边等活儿。
不多时，周恩来从门内走了出来，车夫上前问道：“先生，去哪？”说着，将烟袋往鞋底上磕了几下。原来，这位车夫是中共秘密党员。往鞋底上磕烟袋，是接头的暗号。
周恩来向“车夫”点了点头，走到黄包车前，坐上车，挥挥手，说：“走吧。”车夫向一条偏僻的小巷走去……
来到小巷深处，车夫放慢脚步，扭头轻声说：“我已经找到刘少奇同志的女儿了！”周恩来一听，不由得喜出望外。
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与三个孩子骨肉分离。何宝珍不幸牺牲后，刘少奇与女儿刘爱琴完全失去了联系，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一直无法寻找女儿，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国内的政治局势趋于缓和，刘少奇终于可以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了，他将这件事托付给了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
之前，党组织费尽周折，终于查到了当初收养刘爱琴的那户人家的地址，周恩来立刻将寻找刘爱琴的任务交给了这个车夫。但房屋已换了主人。现住户告诉他：那家人已搬到江边的棚户区去了。于是，车夫又沿江边挨家挨户地寻找了一个多星期，这才找到了那户人家。
哪知，孩子养母说：“家里早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又多，实在无法再养活她了。也是为孩子有个活路，已将孩子卖给了汉口一个小康人家，做了那家的童养媳了。”
车夫心里一惊，立即让孩子的养母带他去找那户人家，了解情况。到了孩子所在的那户人家，刚进院子，就见一个身材瘦小的女孩正在井边打水。当时是寒冬腊月，孩子穿着单裤单鞋，两手冻得通红，手上、耳垂上长了许多冻疮……
孩子愣愣地望着来人，当认出她的养母时，立即跑过来扑进养母的怀里。养母抚摸着她蓬乱的头发，说：“跟你‘舅舅’走吧！他是来接你的。”可说什么孩子也不跟车夫走。车夫和孩子的养母商量了一下，决定见见这家人的家长。
见面后，养母对这家的主妇说：“孩子他舅还未见过这孩子，我们想接她回去住几天。几天后，我们就把她送回来。”主妇说：“孩子是我家花钱买来做儿媳妇的，看在舅舅的面上，就让她回去耍几天吧。”就这样，刘爱琴被平安地带回了养母家。
车夫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说：“如果养母和养母家人走漏了消息，会引来社会关注。如果孩子在养母家住久了，收养童养媳的那家前来要人或要钱，发生纠纷，会惊动当局。若查询，极容易暴露其身份。”最后，周恩来指示车夫：“你一定想办法，将孩子接来办事处。”
几天后，车夫又来到孩子的养母家。刘少奇失散多年的女儿刘爱琴就这样被接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刘爱琴的到来，让邓颖超十分高兴，亲手为她洗脸、洗澡、梳头。不几天，刘爱琴和邓颖超已经十分熟悉了。
又过了几天，八路军办事处有人要去延安，周恩来就让他们将刘爱琴带去延安，交给刘少奇。刘爱琴含泪告别了周恩来、邓颖超，随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奔赴延安，终于和父亲团聚了。
（《党史文苑》2013年第7期 倪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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