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可以观看

    作为“国内第一家围绕照片讲述历史”的读物，《老照片》曾被称为“摄影版的《读书》”，它的出现亦被视为“读图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从1996年至今，《老照片》已经出版88辑。

    陈丹青这样评价《老照片》的价值：“它已成为全体国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人会在其中找到既属于亲属、又属于国家的记忆。这是一份持续遗失而遭贬值的记忆，《老照片》使之不断扩展、传递，默默增值，有如人找回了家族的遗物。”

    今年5月，作为《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将自己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讲述了他17年来的经历与感触，新书名为《当历史可以观看》。

    放手去做，思想尽量解放

    “文革”结束后，从部队复员的冯克力先是在印刷厂当校对，然后进入山东画报社做编辑。1994年山东画报出版社成立之初，就倾全社之力出版了一本名为《图片中国百年史》的大型画册。编纂过程中收集了5000多张历史照片，但最后实际选用入书的只有2000多张。

    “很多照片很有意思。比如有一张拍的是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陈洁如，里面的蒋介石年轻英俊，这和我们从小在漫画里看到的蒋光头、蒋膏药的形象大相径庭。”冯克力也是当时的责任编辑之一，在他的记忆里，因为“形象太过正面”，这张照片最终没有被收进画册。

    但也正是那次收集老照片的经历，启发了冯克力新的历史观的萌生。他发现，“照片所记录的历史，与文字的叙述，与习见的历史教科书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他曾经把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的一段评述抄下来：“中国人不想让照片意义太丰富，或者是太有意思。照片被认为应该去展示已经描述过的东西。”

    1996年，元旦过后不久，出版社总编辑汪家明提出了出版《老照片》的创意，他随即找到当时在图书编辑室当主任的冯克力。在这次谈话里，汪家明鼓励冯克力“可以放手去做，思想尽量解放，甚至不妨敏锐一些”。

    冯克力经过考虑，决定接手这件事。那一年的10月，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在北京展出他自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这让冯克力想起另一位外国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遭遇。“文革”期间，他受邀来华拍摄纪录片，因为拍了“还没有摆脱贫困的中国人、小脚女人以及天安门前拥挤的自行车和人流”，他被斥为“别有用心”“大毒草”。

    在冯克力看来，两个外国人的视角其实异曲同工，而遭遇却截然不同。在一拒一纳之间，他感到了某种深刻变化已然发生，“我们应该学会以坦然的心态，各种各样的视角来面对世界，面对自己，面对历史了”。

    老照片的遭遇，也是这个民族的遭遇

    冯克力记得，存在库房里的每一张老照片下面都附有详细的说明文字，有的是用老式打字机印上去的，也有的是手写而成。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手写文字多系对说明文的校正或对图片的批语，如“不宜发表”“左边的人裁去”之类。

    在从新华社照片档案馆里“淘”出的老照片里，有一张因为刊登在《老照片》上而广为人知。照片拍摄于1951年10月23日，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期间。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走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值得注意的是，照片中的毛泽东是背对着镜头。

    “这大概是毛泽东仅有的一张以背影面世的照片。”冯克力说，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它也被打着“不宜发表”的标签。

    事实上，在编辑《老照片》的过程中，冯克力曾经努力淡化照片上的政治色彩，但他发现，几乎每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都能找到政治的底色。

    编辑部曾收到过署名“周颖”的读者来信。周颖记得，“文革”前，家中书房的墙上曾挂着一张中央首长接见其父参加某次会议的人员合影。后来随着“文革”深入，照片里的中央领导相继被揪出、被打倒，结果周颖的父亲将照片从墙上摘下藏了起来，但仍旧整日担心造反派来抄家时搜到。忽然有一天，他拿出了那张长长的照片，铺在桌上，看了很久，然后拿起钢笔，把上面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挨个涂抹了。后来，只要广播里点一个人的名，他就用小刀划掉一个。

    “某种意义上，老照片的遭遇，也是这个民族的遭遇。”冯克力清楚地记得，“文革”期间，抄家之风“如瘟疫一般”。当时的中国政局变幻莫测，而沉浮其间的老百姓往往昨是今非，作为“证据”存在的老照片难免被裹挟其中。“历史啊，就像是在拿普通人开玩笑，照片中的亲人，若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就被怀疑是地主富农，身着西装革履则非工商买办莫属，于是，许多人往往不等抄家，便会自己动手销毁照片。”

    重视普通人，重视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的权利，是一项谦虚的计划

    《老照片》当年正式出版时，山东画报出版社成立刚3年，连一个遍及全国的发行网络也没有。为此，他们甚至不得不求助于一本体育类刊物，希望搭他们的便车做发行。

    “见了书，他们也犯难，怕不好卖。我对他们说，万一卖不出去回不来款，权当我们缴了学费。”冯克力记得，当时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连试三辑都无人问津，便不再做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老照片》发出去还不到半个月，几个地方的经销店便打来要求补货的电话。在短短3个月里，第一辑《老照片》连续加印3次。到第4辑的时候，开机印数就达到了24万本。而在当时的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每一辑新出版的《老照片》一天的销售即可达100多本，甚至连欧洲与日本的媒体都刊出了针对《老照片》的书评。

    1998年，冯克力再到北京的新华社照片档案馆挑选照片的时候，价码已从55元一下子涨到了二三百元。“价码涨得还挺快啊！”冯克力对同来挑选照片的一位顾客慨叹说，结果对方回他一句：“还不都是你那《老照片》给闹的！”

    以《老照片》为研究对象的美国大学教授克雷布观察到，1986年-1987年间，由巴金主编的文学双月刊《收获》推出了由刘心武主持的“私人照相簿”专栏，而《老照片》则以图文结合的方式继续“鼓励普通人以自己的方式思量历史”，而它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如历史本身那样讲述历史，关注微不足道的事件和私人经验”。

    事实上，直到今天，《老照片》依然沿袭了这种风格。在最近一辑即88辑里，“我的父亲吴法宪”只是放在书中一个并不起眼的位置，而排在第一篇的则是一位94岁老人的人生回忆以及她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克雷布曾给予《老照片》这样的评价：“他们曾卷入过战争、革命和‘文革’。《老照片》的编者使这些人发出了他们的声音，这就可以解释这套由许多以前未发表过作品的人写成的小型图书的巨大魅力所在。从某种视角来看，重视普通人，重视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的权利，是一项谦虚的计划。”

    在开风气这一点上，《老照片》的使命已经完成

    8月中旬，冯克力应邀在新浪网的图片频道开了个“品图”专栏，准备陆续将过去刊载在书里的老照片与配文也放到网上。

    他写下的第一篇文章叫《岁月积淀让照片有了更多意思》，选择的一张老照片拍摄于1976年，照片里的背景是北京的天坛祈年殿，大殿前面有几个人正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交谈。冯克力记得，当时印在照片背面的说明写道：“在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建立功勋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参加游园。他们表示要更紧密地团结战斗，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推向新高潮，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作战。”

    所谓“反革命逆流”，指的是“四五”事件。吊诡的是，随着政局突变，仅仅过了一年多，“四五”即获平反。冯克力在配文中写道：“我们通常说，经过了岁月积淀的照片才有意思，而这‘意思’不是别的，正是后来历史的演变所赋予、所附加于照片的那些价值。”

    这张照片与配文一起，被很多人转发、评论，而这一切让冯克力又重新找到了17年前的感觉。

    “在开风气这一点上，可以说《老照片》的使命已经完成了。”59岁的冯克力爽朗地笑着，“不过你看，发现历史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

    (《中国青年报》8.28 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