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提到柯麟,许多人都知道他在医学教育领域的杰出成就,其实,他曾经是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他以医生的身份,在隐蔽战线默默工作了20余年,辗转厦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历经艰险。近日,专门研究过柯麟早期革命经历的鲁阳、中山大学医学院老教授卓大宏向记者讲述了这位红色医生的传奇经历。
“传染病房”里开会
“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成立,党组织安排柯麟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党中央的活动机关和联络站。”鲁阳告诉记者。
柯麟化名为“柯达文”,以医生身份作掩护,在上海与贺诚同志开设了一间医务小诊所。诊所开在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里,一楼是诊所,二楼有小客厅和两间房,房间互通,屋子后面的出口配备了梯子,遇到情况随时可撤退。门口挂了一个横额,上面写着“达生诊所”,平时,柯麟和贺诚正常接诊看病。
当时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会议常在这里秘密举行。开会时,柯麟他们就在开会的房间门上挂一个“传染病房”的牌子,在门口摆一些消毒药品。遇有情况,柯麟在楼下发警报,楼上的同志从后面的楼梯撤离。每次开会,柯麟和贺诚等人就在楼下轮流看守,有病人前来求医时,他们还要负责诊病。
“达生诊所”开设5个月后,随着周围耳目的增多,暴露的风险也逐渐加大,周恩来和邓小平指示他们关闭诊所,并让他们换新的地点作掩护。在这期间,柯麟担当通讯员,中央特科的同志经常通过他传递口信。
铲除叛徒白鑫
1929年8月,彭湃等5位同志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杀害,中央特科调查到白鑫叛变的真相,决定消除隐患。
但白鑫叛变后就被敌人秘密保护起来了,中央特科根本就不知他的行踪,这时,柯麟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时期,柯麟担任军医,其间与白鑫有过接触,但对方并不知道柯麟是共产党员。”鲁阳告诉记者。
白鑫曾秘密带着两名保镖到柯麟的诊所看病,柯麟不动声色地给他看完了病,然后以取药为名,暗地派人通知中央特科。白鑫企图用300个大洋收买他,柯麟将计就计收下贿金。不过,中央特科的人尚未赶到,做贼心虚的白鑫就匆忙离开了诊所。陈赓认为白鑫有可能再来诊所,就嘱咐柯麟照常开业,并派人埋伏在周围。
半个月后,白鑫打电话来约柯麟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麟如约前去,“现场防备森严,柯麟不急不慢地替白鑫诊断,并利用给白鑫看病的间隙与白鑫闲聊。白鑫邀请他下次到自己的住处——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范增波的公馆里来看病。”柯麟忙向陈赓汇报了这条重要信息。陈赓带着人在白鑫的必经之路设伏,铲除了这个叛徒。
事后,敌人大为震惊,派出了大量特务搜查可疑人员,柯麟的诊所也被盯上。组织为了柯麟的安全,安排他到香港。柯麟在香港深水涉开了间“南华药店”,继续以医生的身份掩护地下情报联络点。
澳门岁月:遭到多次威胁
柯麟在香港的熟人多,容易引起注意,于是,潘汉年安排他到澳门。这期间叶挺暂居澳门,潘汉年交代他一个特殊任务:随时同叶挺保持联络。
柯麟的名气在澳门逐渐响起后,他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地下党,柯麟为此遭到多次威胁和迫害。柯麟的儿子柯小麟回忆说,一次,两名特务企图把柯麟装进麻袋扔进海里,幸好被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此外,柯麟还碰到过被人放冷枪、诊所被炸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来往于柯麟家中的人特别多,柯麟没跟家人细说,只是严肃地吩咐他们:“什么都不要问,也不要管!”
在澳门的十余年,柯麟坚持在镜湖医院义务行医,镜湖医院是慈善机构,柯麟担任院长期间从不领薪酬,也从不谋私。一次,柯麟在家中发现晾晒的尿布上印有“镜湖医院”的字样,大发脾气,指责家人公私不分,“那尿布是他小儿子在医院出生时使用的,家人将孩子抱回家时没有注意他身上的尿布,但柯麟仍坚持要家人把尿布送回去。”鲁阳说。
兄弟间互不知身份
1949年10月10日,柯麟组织澳门各界人士庆祝新中国成立,首次公开表态拥护中国共产党。从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到新中国成立,经历21年后柯麟终于公开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
21年里,柯麟保持着与党中央领导部门的直线联系,从未开口透露自己的地下党身份,连对家人都很少提及。“柯麟和胞弟柯平虽然都加入了革命组织,但二人一直不知道彼此的身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公开身份时,两人才知道大家都是党员。”鲁阳说。
1951年,应叶剑英邀请,柯麟返回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卓大宏老教授告诉记者,柯麟院长平常很少谈他过去的历史,大家以为他只是澳门的医生而已。
据柯麟的侄女柯琼回忆,柯麟待人接物都很细心周到,记忆力特别好。有朋友曾到家里做客,因身体关系对某种食物忌口,好几年后柯麟再见到他依然还记得这事,并吩咐他饮食要注意——这或许是他多年的地下党生涯养成的习惯。
(《广州日报》7.20 张映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