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西南联大的三个学生

    胡适与邓特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邓特就是左翼青年，在思想倾向上拥护共产主义。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就地解散，各个学校分别复员北上。邓特进入北大政治系。

    身在北大的邓特，编辑壁报《奔流》。1948年，邓特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罪名是“受华北学联领导，替共匪宣传”。此事迅速被北大学生自治会知晓，北大学生代表要求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立即营救被捕学生邓特。

    对于北大学生代表的要求，胡适说，同学被捕的事情，他有四个原则交训导处去办，他不会为同学的事去跑衙门。这四个原则是：一、如有学生被捕，学校代为打听逮捕的机关。二、通知该机关对被捕学生加以优待。三、被捕学生罪嫌较轻，由校方保释。四、被捕学生罪嫌较重，请求移交法院办理。

    然而，由于邓特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遭遇刑讯逼供，胡适最终还是让北大校方保释了邓特。此外，北大校方还为邓特提供了辩护律师——费孝通的哥哥费青。

    保释出狱之后的邓特，后来去了解放区。到了解放区的邓特，经历过短暂的兴奋之后，却因为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被怀疑曾自首叛变，是潜入解放区的国民党特务。邓特最终被迫自杀。

    胡适与林诒昌

    当胡适还在为邓特事件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胡适收到了北大另一个学生林诒昌的来信。

    跟邓特不同，林诒昌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而他的这一思想倾向，使他对于当时国共两党的统治都不满意。由此，林诒昌希望胡适出来组党，为中国奠定自由民主的传统。

    1948年3月18日给胡适的信中，他写道：

    先生应该知道：国家确需要你，希望你会为中国开创一个民主的传统，人民确需要你，希望你将民主精神播送给他们。在今天中国，你最有资格，因而也最有责任去开创一个自由的传统。

    林诒昌期待胡适组党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这主要源于胡适的书生本色。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刻，胡适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水经注》的研究。这一时期的胡适，花了许多时间来跟钟凤年讨论《水经注》的问题。为了替他的老乡戴震辩冤白谤，为了满足胡适自己的考据癖，对于林诒昌的请求，胡适没有接受。

    在那个山河变色江山陆沉的时刻，作为思想家的胡适却最终让位于作为考据家的胡适，他放弃了一代青年，而一代青年中的绝大多数也放弃了他。

    因为对国共双方都不满意，在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林诒昌最终选择去了香港。

    胡适与殷福生

    殷福生就是殷海光。殷海光留给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自由主义的一代宗师。然而，当时在内地的殷海光却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北平时期以及在西南联大时期，其实都是国民党的同路人，甚至当时的殷海光还有一点法西斯的色彩。

    西南联大研究生肄业之后，殷海光因为跟陶希圣的同乡关系，被陶希圣拉到《中央日报》做主笔。国共内战期间，殷海光选择了去台湾。

    去了台湾的殷海光，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日益不满，其在西南联大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教育开始发挥作用，殷海光一变而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此时的殷海光日益激烈，成为一个狂飙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而胡适则恰恰相反。此时的胡适是一个略显保守的自由主义者，结果两人在对吴国桢案、雷震案的看法上，显得有些形同陌路，尤其在雷震案上。

    殷海光一直因为胡适没有去监狱中看望雷震而耿耿于怀。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据邵建《勇于不敢》一文透露，胡适之所以不去看雷震，乃是担心胡适去看雷震之后会激怒蒋介石，结果可能会害了雷震。

    在那个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代，壮怀激烈而又不知内情的青年一直钦佩殷海光的勇敢，对于胡适的懦弱嗤之以鼻。如今，重新回首这段历史，殷海光的金刚怒目固然让人热血沸腾，但殷海光对于雷震案未免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胡适的菩萨低眉表面看上去显得懦弱屈服，但却显得更睿智稳健。

    （《经济观察报》8.5 林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