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赎罪

    2013年7月15日，是台湾解除戒严26周年纪念日，马英九向台湾“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致歉。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

    国民党在台湾的“第一件大错误”是发生在1947年2月28日的“二二八事件”。

    当年2月27日，台北一位名叫林江迈的妇女在兜售香烟时与国民政府专卖局武装缉私人员产生冲突，缉私人员的枪托打伤了妇女，引发周围民众愤怒和围观。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示警，打死了一名打抱不平的群众。缉私血案激起台北市民的愤怒，28日上午，四五百人发起游行请愿，要求行政长官公署“严惩杀人凶手”。其间，有民众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三人、打伤三人、逮捕六人。之后，台北市的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

    手忙脚乱的台湾党政军一把手陈仪未能妥善处理，骚乱遂蔓延全岛，引发一连串群体事件。陈仪将情况汇报给蒋介石，在南京的党政要员商议后，认定该事件是“暴乱”，急令军队赴台湾增援，大规模的暴力镇压亦随之而来。镇压以后，当局又实施清乡措施，逮捕与枪决了许多知识精英、学生和民间领袖。据估算。“二二八事件”造成18000人~28000人伤亡。

    1950年5月，台湾当局匆忙宣布“二二八事件”就此结案，封存史料。

    “二二八”伤痛还未抹平，戒严令随之到来。1949年5月19日，陈仪颁布《台湾省戒严令》，随后又有《惩治叛乱条例》等，控制言论思想，逮捕异议分子，实施高压统治，国民党在台湾开始“白色恐怖”统治。有统计数字显示，受到政治迫害的有近100万人。

    1960年代以前，还有诸多异议者，但随着雷震被捕、殷海光含恨而终，台湾进入了“沉默的二十年”。

    解除戒严，元凶直指蒋介石

    极权统治下的台湾，在1950年至1970年代经济却得到很大发展——一部分功劳可以归结于领导层，尤其是蒋经国。

    20年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富裕的社会，但在长期压抑中，中产阶级渴望自由意志的释放，年轻一代更是深受西方自我解放思潮的影响。蒋经国决定改变。

    1987年，蒋经国向英文秘书马英九专门询问了“戒严”一词在英语中的含义及观感。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不久后，蒋经国表态，要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

    解除戒严后，被当做禁忌的“二二八事件”的讨论迅速公开化。

    1988年，全台首座“二二八”纪念碑由民间兴建于嘉义市，官方没有表态。此后，在台湾大学生发起学运的背景下，“立法院”在1990年“二二八”纪念日即将到来的2月27的会议中，集体为该事件死者默哀一分钟。这也是“二二八事件”首次在国民党内被确立为台湾历史的悲剧。

    1995年，“二二八国家纪念碑”落成，时任“总统”李登辉公开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

    2006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出版《“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指出蒋介石是镇压台湾民众的元凶。此前的台湾，蒋介石在历史上的功过几乎无人敢触及。

    是补偿还是赔偿

    台湾当局在1998年6月17日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以下简称《补偿条例》）。

    关于《补偿条例》，“文化部长”龙应台曾写道：短短14条，薄薄两张纸，却重得像铁，沉得像一口黑井。她将此称为“令人伤心的疗伤剂”，还提出“补偿条例”为何不是“赔偿条例”？“补偿”，代表你对我宽大，“赔偿”才代表你向我认错。受难者家属要求当局更改文字，但是当局尴尬了：用“赔偿”，那么是不是代表从前的法律全都错了呢？是不是所有的法官、警察、狱吏、公务员、军人，都得追究责任、判刑呢？

    在今年7月15日的解除戒严纪念日追思会上，为受害者鞠躬、致歉、默哀后，马英九说：“历史上犯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但是历史的真相不可遗忘。”

    （《看天下》2013年第21期章敬平 郑东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