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不能脱离群众
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难度还是很大,但我深刻地感到,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方针,是足以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争取民心,使广大的工人、农民跟我们一条心,来把工作做好。解决这个问题比经济工作本身难得多,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和党员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群众,不能和群众同甘共苦,而是浮在表面,坐在办公室里不下去,以致很多事情贯彻不了,扯皮扯很长的时间。我觉得,市委、市政府再不转变作风,你有再好的方针、政策、措施,下半年经济工作还是搞不好的。
——1989年8月7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官的权力太大了
老实说,在上海审批一个外国投资项目,需要盖多少个图章、花多少时间,我没有统计过。我看过一个调查报告,有一个项目审批是盖了126个图章。但是,后来又有一个报告统计数超过了126个。究竟需要盖多少个,我也搞不清楚。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要求“一个图章”。只盖“一个图章”,这个发明的“专利权”不在我。江泽民同志在他当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就提出过把所有的图章集中在一起一次盖上。我在他当年的基础上提出,与其把所有的图章一次盖上,不如把它们合并成一个大图章一次盖上。可以说,我的这个“专利权”是在江泽民同志“专利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现在盖“一个图章”要多长时间,那就很难说了。我刚才问叶龙蜚先生需要多长时间,他说要看不同的项目才能决定。但请你们相信,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如果你告诉我们说哪个国家批同一个项目比我们还快,那我们就要赶上他。
——1988年6月10日《在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成立新闻发布会上的答问》
现在基层搞一个项目确实很难,有人统计过,要盖109个图章。有的事,一会儿说行,一会儿又说不行;这个人说行,到那个人又说不行了,没个依据。要用法来管理。你先把项目的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对照,依法办事,不要盖那么多图章。但是有一条,如果事后有关部门在检查时发现项目情况不符合法律法规,就重重地罚你。我们要搞法治,不要搞人治。现在是人治,官的权力太大了,想卡就卡,提高效率就是一句空话。
——1988年2月12日《关于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的意见》
空谈误国,清谈也误国
我们怎么摆脱一些事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空谈误国,空谈恐怕还少些,但清谈不少,清谈也误国。成天开会,什么事情也办不了。我们有的区长主持开会,一讲话三个小时,从主持会议第一句话讲到散会,这个习惯要改。哪里有这么多话要讲?第一次肯定可以讲这么多,还有不少新的内容,第二次我相信你有20%是重复的,再讲第三次肯定有一半是重复的,干吗要浪费大家时间?尽是自己讲话,怎么能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呢?
——1991年3月9日《关于做好干部工作的四点意见》
是不是少搞点形式主义的东西
我有一个建议请大家考虑,是不是可以少搞点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方法要改善一下。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现在,我经常“犯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我现在每个星期要去一个工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如果都要报道,天天报上都是我,这有什么好处呢?我哪有这么多好思想、好点子呢?登它干什么呢?不上电视也不行。当然,我下厂绝对不允许电视台记者来,但有时候接待外宾,接待外国总统,不让拍电视也不行,这也还得上。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但是现在活动还是太多,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哪里有成立大会,哪里有喜庆大会,都要坐在那里陪一会儿,你不出席,就会引起很大误会,是不是你不重视这方面?另外,什么人来了你都要见,这样的话,使我不能真正冷静下来思考、调查一些问题。所以,我再一次向在座同志呼吁:你们那些喜庆活动不要请我参加。搞这些活动,效果是不是都好?我也怀疑。
——1988年6月28日《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