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

    提要：

    1974年5月，李政道在上海复旦大学参观时，发现留校的少数“工农兵学员”虽然政治热情很高，但科学基本常识却十分欠缺，有的近乎是“科盲”。

    几经考虑，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从娃娃抓起，应从十二三岁的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重点培养。    

    忧虑和建议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君归返阔别了近三十年的祖国。李政道参观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被严重忽视，科学人才培养的路子不对头。他对此颇为忧虑。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再次回国，看到的状况比两年前更令人不安了。

    李政道的心情十分沉重。几经考虑，他决定向中央领导人写封信，郑重建议祖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李政道提出了一个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从娃娃抓起，要从十二三岁的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重点培养。

    这时，夫人秦惠君女士想起了一件往事：1972年，周恩来总理设宴款待李政道夫妇。席间，江青曾夸耀上海芭蕾舞学校培养年轻演员的成功经验，说他们在十来岁的少年中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到芭蕾舞学校既学文化，又学芭蕾舞技艺。李政道兴奋不已，并向接待部门提出，希望能安排去上海芭蕾舞学校参观。

    参观之后，李政道提出，完全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并写了建议书和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人民大会堂西厅的争论

    5月24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了对李政道夫妇的会见。

    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陪同会见的有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还有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

    周恩来首先告诉李政道，你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今天，还是请您先讲讲你的想法好不好？”

    在李政道阐述观点时，江青就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她对李政道讲话本能地显出反感、抵触和不耐烦，忍不住想“批判”他几句。

    当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反问说：“五十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当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马上又打断李政道的话：“舞蹈，是有持续性的。”李政道立刻针锋相对顶了一句：“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

    李政道接着就选拔培养少年的标准作了解释，提出了三个标准：一个是要有较高的理解力，二是要有斗争性，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三是记忆力……

    这时，江青回敬说：“你讲的选拔标准有一条叫要有‘持续斗争性’，这有点道理，但应该放在前面！如果没有持续斗争性，什么都干不成……”

    李政道并没有反驳。江青突然又拔高嗓门嚷起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复杂，我就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在座的都是搞科学的，都是二三十岁才出来的，十六年寒窗啊！”江青显然反对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江青看看会场上没人响应她，也发现自己失态，于是，她故作轻松地说：“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顶了牛啦！小谢，你讲啊！”

    谢静宜受宠若惊应声上阵：“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李政道不知道这位“小谢”是何许人也，便直言与之相辩：“为人民服务，这不错。问题是用什么、怎样为人民服务？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也就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最后，周恩来明确对李政道说：“你说的完全可以试验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

    会见结束，李政道回到北京饭店，又用中文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第二天一早，他就把《补充说明》呈报给周恩来，同时给参加5月24日会见的所有人员都印发了一份。

    毛泽东当“裁判”

    5月30日，李政道接到一个令他意外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即将接见他和他的夫人一行。

    不到8点，李政道一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毛泽东已坐在沙发上，看到李政道一行来了，就起立与李政道握手。

    毛泽东很快切入了正题：“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

    毛泽东接着说：“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李政道听了断定，毛泽东没有看到他的《补充说明》。于是，李政道向毛泽东阐释了自己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观点。

    同毛泽东这次的会面和交流，使李政道深受鼓舞。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建议的肯定，不仅对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与江青的争论作了结论，也为中国政府采纳实施这项建议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周末》8.8 施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