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知识分子的坎坷心路

    一

    1949年以后，内地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新时代是有期许的，他们希望看到更多清明和上进的氛围。对于诸多的社会调适和思想斗争，他们多半是采取配合、担当的态度，对于领袖人物是取拥护的姿态。原辅仁大学老校长、北师大校长陈垣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位，他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公开场合几番表态：“一定要积蓄精力，参加有毛主席出席的会。”

    随着国家层面剧烈的斗争运动展开、极左路线逐渐占据上风，从上到下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观念，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打压日益明显，力图以思想灌输、大批判开路的方式迫使学者脱胎换骨，让知识界陷入难堪和苦楚之中。这是一种深刻的时代纠结，思想改造的结局之一就是痛责自己，污损群体，这让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难于承受，常常要撕裂人格，麻醉自己，方能解脱精神上的重负。

    随着对资本主义改造的声势日益浩大，党组织对非无产阶级的势力有了坚决斗争的初步部署。由此中央高层埋怨北京高校忽略了对知识分子斗争改造的重要一面。只有让知识界改变原来自由随性、不驯服的落后面貌，打掉他们自大、抵触的傲慢作派，承认自己在政治认知上存在错失，才能促使他们培育起对新时代的热爱和拥护的感情，确保在思想上无保留地信赖党的政策。由于这样指导思想作怪，整个社会主体呈现了强烈左倾的刚性倾向，从思想上改造落后的知识分子队伍成了国家的一时国策。

    二

    当时之所以需要对知识分子强化思想改造，就在于想让社会重新“换血”，蜕变成工农联盟主导、党领导一切的新型社会样式，才会出现“革命革到资产阶级思想根上”“剥夺资产阶级赖以倚靠的学术资本”之类的提法。1958年3月高层会议就鲜明地提出：“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解决，知识分子不会向党靠拢。”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经多次思想折腾和摧残，强行植入“原罪”思维，行政组织方面的禁锢措施日益增强，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挤压是颇为成功的，而且学人们集体认输认罚。譬如1958年北大化学系教授、“中右标兵”傅鹰被迫写了《向真理投降》一文，整篇文章充斥过多的自污语气，全盘否定自己以往的思想行为，其污头毁面的政治效果对知识界冲击颇大。

    “不信任”应该是那时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词之一，在强调阶级斗争观念时又被过分渲染为“敌我矛盾”，“深挖资产阶级祖坟”“烧焦教授”就是当年最有代表性的特定口号。

    三

    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转变是最为典型的一例，他是缓慢、被动地卷入哲学斗争的战场。细观那些年北大哲学系的大小会议纪录，很少见到冯友兰激动批评人、谩骂的言语，他只是在落魄、无援的境地中一遍遍在哲学语词中咀嚼反思自己的所谓“错误”。面对不容置疑的新时代思想体系，他碰壁多次之后也在慢慢接纳，机巧地融化在自己的学术血液里。

    冯友兰对斗争有一种本能的恐慌心理，面对责难很容易就缴械认输，这是他化繁为简、不愿过多纠结的做人之道。有一次他曾提出韩非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一位年轻助教立即反驳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中都是唯心主义。”就是这样极为教条、僵硬的“不讲理”说法，都让冯先生回不了嘴，还不得不在教研室做检讨，承认自己片面考虑问题。这就是提出不同意见的代价，冯先生从根本上就放弃了这方面的争执和纠缠，这与他在哲学研讨会上轮番接受胡绳、艾思奇、孙定国等红色党内专家“轰炸”而保持沉默是一致的。

    在跟进新时代的潮流时，像冯友兰这些旧式教授很快明白自己无力的处境，在斗争恐惧到来之时，只能是头脑简单地随波逐流，必然要放弃抵抗，欲迎欲合，以求得一份安身立命顾家的生存条件。

    （《中华读书报》8.7 陈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