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犯罪带给我们的痛感

    近期，精神病人暴力犯罪再次挑动公众神经。

    7月26日，有乘客携刀具威胁出租车司机去首都机场闹事，家人称其有精神病史；22日，北京马连道家乐福超市发生精神病人持刀伤人事件，致1人死亡、3人受伤；17日，北京朝阳大悦城一名精神病人持刀行凶致2人死亡。一个本该被“保护”的群体，却屡屡扮演暴力犯罪的主角，让人们陷入沉思。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并非所有的精神病人犯罪都不承担刑事责任，司法判断的标准在于其犯罪之时是否为发病状态。对于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因长期处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状态，其犯罪无法承担刑责；但间歇性精神病人在法律上不是完全无行为能力者，其在精神正常期间的行为需要由自己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如果精神病人犯罪时并非精神病发作期，那么其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法理上对精神病人犯罪的责任区分比较简单，但司法实践中却面临诸多变数。例如，刑法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条文来看，何谓“尚未完全丧失”，有赖于医学技术的鉴定结果支撑，这种精神病鉴定过程中，则可能产生腐败风险和暗箱操作，国内外以精神病杀人而不负刑责成功脱罪的案例并不鲜见。“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适用不当，也可能带来精神病人犯罪悉数免责的不良社会效应。

    在法治社会，精神病人犯罪带给我们的真正痛感在于：犯罪主体的意志力缺损，使得原本成立的犯罪难以入刑，无辜者由此平白遭受人身乃至生命伤害，在实施犯罪的精神病人权益和受害人权益那里，两头都面临着正义的流失。所以，讨论精神病人犯罪问题，最终目的不是争辩法律责任如何分担，而是通过法律责任的确定与完善，在重塑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中正义天平的同时，尽量避免此类犯罪的再度发生。

    (《中国青年报》7.31 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