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泰戈尔在纽约的会面

    韩国女总统朴槿惠坦言：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是冯友兰的哲学著作安慰了她，对人生有了新的希望。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立即研究冯友兰先生，并且自以为有所发现。

    泰戈尔1924年首次访华，徐志摩第一次见到泰戈尔就完全为之倾倒，拜为诗圣，称其父亲，陪同全程，兼做翻译。人们却很少知道，早在1920年11月30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冯友兰，就曾写信请求正在纽约演讲的泰戈尔接见他，允许他作一次拜访。

    泰戈尔对中国一直怀有敬意，他看到是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来信，欣然接受访问。60岁的泰戈尔，一见到25岁的冯友兰就亲切地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以前到日本没到中国，至今以为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我以为正是这次表态，促成了1924年的泰戈尔首次访华。当然，徐志摩1923年努力劝说“讲学社”：杜威、罗素访华一切费用都是中方负担，泰戈尔访华只要路费，演讲一律不收分文，风格何等之高！终于落实了泰戈尔访华的起码开销。徐志摩主动担任泰戈尔演讲的翻译，分文不取，他被人们津津乐道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虽然早在1913年，泰戈尔就以他伟大的诗作《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当时中国知识界认真研读泰戈尔作品的人并不多。1924年，29岁年轻气盛的北大教授林语堂，就急于向名家挑战。他自己说：“读过泰戈尔一本诗集的三四首诗，不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曾给我何等的冲动。”泰戈尔访华，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受到的欢迎是主要的。但是，进入北京就应了王警涛先生在《申报》的警告：“闻道赴北京，北京多蝎蜴。满城浓瘴气，何处寄仙骨。”在水木清华与协和礼堂的活动，泰戈尔很高兴。但是，5月9日在真光演戏院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有人在下面发传单：《我们为什么反对泰戈尔》《送泰戈尔》。原定的六次公开演讲，被迫取消三次。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仔细研究过泰戈尔，就在那里公开反对。他们以为泰戈尔鼓吹“东方文明超过西方文明”是麻痹青年的斗志。林语堂在《晨报》发表讽刺文章《吃牛肉茶的泰戈尔》：“其精神救国论是凑数的滥调，或无赖的敷衍。”

    像林语堂这样一批激进青年，既不肯细读泰戈尔的原著，也不去细读1920年冯友兰在纽约拜访泰戈尔的重要对话，就在那里瞎起哄。让我们接下去看那重要对话：

    冯友兰在听到泰戈尔希望访问中国后兴奋地说：“中国人目前的求知欲很强，一定会热情欢迎您访问中国。”同时，冯友兰指出：“中国的古老文明很不适时，所以中国正在着力改造旧文化，以适应新世界。”泰戈尔表示赞同，并且指出：“东方国家要学会用自己的眼光来研究自己的文明，哪怕是研究自己错误在哪里。”泰戈尔还说：“东西方文明各有特点，相信将来一定可以互相调和。”冯友兰立即请问：“但现在两相冲突之际，我们东方，应该怎样改变，以求适应？”泰戈尔毫不犹豫地回答：“现在西方对我们是取攻势，我们也应该取攻势。我只有一句话劝中国：‘快学科学！’东方所缺而急需的，就是科学。现在中国派许多留学生到西洋，应该好好地学科学。这事并不甚难。中国历来出过许多大发明家，这种伟大民族，我十分相信，他能学科学，并且发明科学的，东方民族决不会灭亡，不必害怕。”

    泰戈尔在1920年的讲话何等精彩！何等激情洋溢催人奋进啊！冯友兰在1921年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与印度泰谷尔谈话》，那些激进青年怎么就视而不见呢？我以为，泰戈尔对冯友兰的这次谈话，在九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极有价值，值得深思！

    （《文汇报》7.25 王镫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