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这个夏天有13档电视选秀节目，参赛的年轻人不计其数。

    少年们眼里写满渴望，抓着“梦想”两个字就闯上去。登台之后，“梦想”反而看不清了。他们被修理成各种样式的商品，穿着谎言制成的新装。

    选秀，不过是个电视节目

    十年前，湖南娱乐频道办一档叫做《超级男声》的节目，16岁的湖南男孩莫冰，带着明星梦去参加了选拔，进了前100名。

    今年湖南卫视再启《快乐男声》，26岁的莫冰再一次站到选手队伍里，但被挡在北京十强的门外。

    “我只是一个新闻点” 

    莫冰过五关斩六将走到了北京十强选拔赛时，编导认真地询问他的人生故事，知道他有个不太支持他北漂的父亲和一个下岗仍然供他读音乐的母亲，重点是问出了一个细节：在前年一次家庭聚会上，莫冰给父亲唱了一首《北京，北京》，父亲感动了，不再像从前那样反对他北漂。编导想邀请他的父母来观战顺便给他过生日，莫冰同意了这个温馨的提议。

    上台之后，评委们对着资料，饶有兴趣地问莫冰的北漂经历，问题环环相扣：父亲为什么反对？后来态度有改变吗？怎么改变的？莫冰不得不把北漂经历再从头细说一回。当提到那首《北京，北京》的时候，评委提议：“在现场把这首歌唱给我们听吧。”

    唱完之后，莫冰没有通过，在一旁的母亲哭了。这让莫冰难过：“为什么最后要把我妈弄哭？”直到他看了电视，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微不足道：编导只剪出了他诉说《北京，北京》故事的几句话，拍了他们一家三口落泪离场的身影，镜头不到一分钟。“他们不需要我唱歌，我只是一个新闻点。”

    今年《中国最强音》和《快乐男声》在海选阶段都把选手分为ABCD四个等级：A类选手唱得好故事好，在电视上呈现15分钟，录制2小时左右素材；B类呈现7分钟，录制1个小时素材；C类呈现3分钟；D类则是十几秒。莫冰显然只是D类。

    动人故事总是难遇，有好嗓子的歌手们成了壳儿，各色人生故事都往里面装。“一般都是先给你编个身世，不是纯编，比如说你从湖南来北京比赛，这是真的，这一路上发生的各种事，是他们编的。”职业混音师阚欧礼说。

    规则要自己摸索

    选秀的招募广告里都会标榜自己“几乎没有规则，没有门槛，只要你有才华，只要你敢来”。投入其中的人才知道，不是没有规则，是规则要自己摸索。

    规则从学校已经开始。选秀节目越来越依赖“推荐歌手”，音乐学院的老师就成为权威渠道，学生们于是结交名师，方法就是“变相贿赂”：上老师收费昂贵的小课。

    2007年《加油！好男儿》十强选手闫安受邀参加了今年湖北卫视的《我的中国星》，一档从韩国购买模式的选秀新节目。6月22日，他发了一条长微博对另一位选手喊话：“不要耍小心机把别人当傻子玩。”闫安所列举的“耍心机”有：“故意唱错选择曲目给我造成选歌错误，假装练不熟歌给我造成紧张感，跟工作人员说选歌是我一个人决定的”等。

    选秀的同伴在耍心机，制片方也在耍心机。《我的中国星》专门请了韩国版权方团队来中国录节目，闫安认为韩国团队一直在故意激怒选手：“录节目总是拖到很晚，到演播室等一天，唱歌总是在夜里两三点。白天不让人睡觉，有一次三天就睡了七八个小时。韩方希望选手流露出崩溃的感觉，最好跟工作人员吵闹一下，他们觉得拍这些素材播出去才会有意思。”

    最让选手心寒的不成文规则是真正的“黑幕”，莫冰称自己遭遇过两次。2004年他被选入人声团体组合“M6”，次年在上海参加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比赛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队长告诉他们：“每个人交三万块就可以进亚洲前三。”队员们没有交，最终的名次是中国赛区第二。2012年他参加山东卫视的《天籁之声》，在济南赛区被淘汰，评委在赛后的一次朋友聚会上听到他被淘汰后满脸惊讶：“你肯定在15强的名单上。”莫冰推测自己是被某个“关系户”顶了下来。

    赢得了关注就有了名利

    没有选手会否认自己想要名和利，有了电视这种媒介，获取关注就和名利直接挂钩。2007年闫安初入“好男儿”十强，已经被电视的魔力迷晃了眼：“出去活动，粉丝就租车，在选手大巴旁边并排走。一到宾馆，粉丝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就门口提前站着，选手一出现就给塞各种礼物。”这样的名气被直接换算成商演价格，选秀一结束，“本届选手巡回演出”这台巨大的赚钱机器就轰隆隆开动，载着名利场中央的年轻人开往一片似锦“钱”程。

    观众容易把目光集中在决赛阶段的少数几个选手身上，但只要在电视上赢得了关注度，无论离席早晚，几乎都可获利。

    “全国有很多歌手参加选秀有了些名气之后，生活都会有些提升。比如说从有上顿没下顿到稳定在一酒吧里驻唱；以前一场能挣300块钱，现在的出场费能到五千或者一万块，这就很成功。这个庞大的体系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底层是马路边卖唱的，顶尖是巨星，很多人通过选秀可以往上走。”这是麦田音乐创始人宋柯对选秀经济的观察。

    去年没有拿到“好声音”冠军的吉克隽逸，现在的商演价格已经超过70万元一场。据《音乐周刊》编辑部主任卢世伟说，她参赛之前的身价是2万元一场。

    残酷的是，身价的上涨要靠选秀留下的温度来维系。几乎每个选秀明星都经历过从高温到低温再到完全冷却的下坡路。2007年的“快男”吉杰回忆起来，选秀带给自己的好日子只有一年多：“我在2007年、2008年的收入可以在天娱公司排到前四，到2008年后期就开始一落千丈，直到完全冷却。特别害怕，今天开工有点钱了，明天又不知道在哪儿了。”

    这也解释了“选秀老油条”的生存哲学：“通过反复的曝光率增加商演的价码，因为商业演出活动就要找那些大家熟的人，大家越熟的人价码就越高。”卢世伟说。

    解约风波频出

    电视台是成熟的商人，选手更像感情用事的孩子。大部分选手在享受了选秀带来的好处之后会情不自禁地把电视台和娱乐公司视作家长和亲人。蜜月期过了，个人诉求和公司诉求的分歧日益明显，再闹出“解约风波”，已经是选秀明星的必经之路。周笔畅、何洁、尚雯婕、陈楚生先后跟天娱闹出过解约风波，理由五花八门：强迫接代言、低俗炒作、创作不自由。

    吉杰参加选秀时已经30岁，是洋酒企业高管，从小是好学生，在经历了积极向上的完美人生之后，他怀着“音乐梦想”扎进了选秀。某种精英的优越感显而易见：他是在秘书陪同下去报名的。

    “分给我的经纪人，要是在以前给我当秘书我都不要，现在我要听他给我安排工作；而且人们提到‘选秀明星’好像有歧视似的。”吉杰说着他的不满。

    一开始，选秀余温尚在，龃龉尚可忽略，渐渐工作量减小，价码变低，吉杰开始去夜店商演。有一次，他演出时碰到了自己从前的下属，对方已经是某品牌洋酒的高层，夜店老板引着他点头哈腰地去见那位“高层”，让他敬酒。

    种种不适应之下，吉杰选择和天娱解约。  

    修饰出来的“天籁歌声”

    在台湾音乐人黄舒骏眼里，“选秀之所以能够传到全国，是因为音乐行业衰败了”。他的逻辑是：音乐行业蓬勃，新人会直接被唱片公司吸收、出道成为歌星；而在音乐产业被盗版摧毁的现在，行业几乎不存在了，喜欢音乐的年轻人才求助于电视选秀。

    “选秀，就是一个电视节目，一个商品，没有别的。”阚欧礼甚至对电视里表现出的“天籁歌声”都没什么兴趣，现在的音乐真人秀录播居多，后期普遍要给选手修饰声音。他听同行说某个“天籁女声”根本就是跑调王。

    但是，谁在乎这些呢？观众需要填补这个夏天的空虚，电视台广告商需要推销各自的产品，选手需要在名利场上来一场逆袭。

    折戟快男后，莫冰整装再出发，参加贵州卫视的选秀《唱出爱火花》。在那里，他“北京，北京”的故事，也许会再来一次。

    (《看天下》2013年第19期 张自言 王潇潇 刘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