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窃听事件”始末

    提要：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革”时期，旧事重提，“秘密录音”被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

    录音工作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过了些时候，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准备录音。当时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把像“手表”一样的受话器戴在翻译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这种录音机录一个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但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这是一次不成功的“秘密录音”。

    两次“事件”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更谨慎。

    毛泽东第二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61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汪东兴告诉他，会见客人时准备照相和录音。毛泽东就很不高兴，责问是谁批准录音的。

    5月1日，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机要室会议科科长赖奎去上海（当时毛泽东已由长沙到上海）汇报情况，但是，汪东兴却不让他们和毛泽东见面，说主席委托我同你们谈，谈的情况搞个记录送给主席看就行了。最后，汪东兴说，主席叫我们照个相，留作证据，就让卫士长沈同在一张纸上写了“违反指示，非法录音”8个大字，压在录音机底下作为背景，请摄影员吕厚民照了四张相，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五人合影，一张是康、赖、刘三人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还有一张是录音机的照片。照相以后，康、赖就回北京了。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顾全大局，承担责任，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报告没有涉及汪东兴，叶、康、吴三人受了党纪处分。

    现在看来，毛泽东不喜欢录音，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录音。他两次批评录音工作，是批评事先没有报告经他同意的录音，并非批评一般的“秘密录音”。

    平 反

    后来，中央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直到1965年冬，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杨尚昆的一大罪状，说他搞“窃听”，是“大特务”。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在这份文件中，关于杨尚昆的主要“错误”第一条就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受“窃听”一案株连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难以准确统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窃听”一案受到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杨尚昆也恢复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但是，1978年11月25日，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仍然坚持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对“秘密录音”问题，有必要再认认真真地复查一次，以彻底澄清事实真相。

    1980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至此，“秘密录音”问题真相大白。

    (《周末》7.11 苏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