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流动：从希腊到中国

    古代希腊和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两端的伟大文明，在古代有无接触，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从现有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二者有可能通过中亚获得一些相似的传闻。

    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的最东面的民族是伊赛顿人。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他们可能大致活动于乌拉尔、里海以东，锡尔河之北，或到达伊犁河上游，甚至中国敦煌以西的塔里木和罗布泊地区。伊赛顿人之所指，主要有月氏说、乌孙说、塞人说。但不论哪种说法，都说明公元前7至5世纪，希腊人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已有所知晓。

    中国先秦典籍中提到西北方向的约有10种，但真正有史料价值，且能与希腊方面史料暗合的并不多。《山海经》中提到流沙之外有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海内西经”），流沙之外，则应包括伊犁河一线。《山海经》中还提到“一目国”，此与希罗多德的独目人传说暗合。

    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中国凤凰纹刺绣和山字纹铜镜，以及德国南部克尔特人首领墓中发现的中国丝绸残片，都证明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公元前5-4世纪之交的希腊人克泰西亚斯在其《波斯史》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赛里斯人，即产丝之人。这实际上是间接提到了产丝的中国人。但中国方面对希腊却一无所知。古代希腊与中国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与交流要到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与张骞通西域之时。

    亚历山大东征及其帝国的建立，在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亚历山大对巴克特里亚地区和印度西北部的征服奠定了此后希腊化文明与中国文明接触的基础。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辗转多年后，大约在公元前128年来到大月氏人统治下的大夏（巴克特里亚）。张骞在此地耳闻目睹的是与中原内地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景象。一是城郭林立，居民务农经商，且“有蒲陶酒”（蒲陶即葡萄）。二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三是“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即在羊皮纸上横着书写。张骞还带回了西域的蒲陶、苜蓿种子。这些信息显然与希腊化文明的遗产有关。

    张骞之后，丝路开通，中国的丝绸、铁器、炼钢术经大宛、安息（帕提亚）传至东地中海各希腊化国家，甚至罗马。中国与希腊化文明之间此时事实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交流。

    印度西北部是希中文明的又一个接触点，是希腊化文化因素进入中国的又一个中转站。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大规模进入印度西北部，将其纳入王国的版图。退入印度后，这些希腊人孤悬万里之外，与地中海的希腊人渐渐失去了联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对当地人的统治，他们不仅要与当地的民族通婚，还必须接受当地的文化，但他们又念念不忘自己的宗教、语言、习俗。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势不可免。著名的印度犍陀罗艺术就是印度佛教精神和希腊雕塑造型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犍陀罗艺术通过丝绸之路的东传意味着希腊化文化因素的东传。犍陀罗艺术在中国内地的逐渐本土化，也就意味着其中的希腊化文化因素与中国文化因素的融合。虽然它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仍保留了一些古希腊雕塑中人物造型艺术的特征：如高而通直的鼻梁，波浪卷的头发，贴身透体的薄衣，线条流畅的褶纹。

    希腊式钱币的影响也波及到中国的塔里木盆地。在和阗地区发现的“汉佉二体钱”（“和阗马钱”）就是贵霜帝国境内（大致范围在原来印度和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活动之地）此类钱币影响的产物，是希印双语币与中原钱币的混合。这种币中、希、印三种文化因素兼备，其中圆形无孔，周边铸有王号或王名，是希腊特征；币上表示币值的汉文是中国特征；佉卢文是印度特征。钱币上面的马或骆驼应是当地的特产。

    希中文明之所以最终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接触、沟通与交汇，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希腊人在中亚和印度的长期统治及其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二是中国方面从汉武帝以来，一直力图控制西域，扩大汉帝国的影响，从而使两种文化的接触在地域上成为可能。

    （《光明日报》7.4 杨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