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有个“欧元村”

    提要：安徽歙县棠樾村有4000多人口，其中三分之二的村民在欧洲打工，因此被称为“欧元村”。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5周年之际，记者走进这个皖南山区的村落，体验村民们价值观发生的悄然改变…

    肇 始

    黄发路活了63年，没念过一天书，认得的字屈指可数，但这并不妨碍他常常在电视上露面，就中欧经济形势侃侃而谈，一点不露怯：“欧元跌了，最高的时候能换12块人民币，现在才7块多。欧洲经济不行了。”

    从外表看，黄发路和普通的庄稼汉并无不同，他身材敦实、衣着朴素，喜欢跑到村干部会议上凑热闹，在别人讨论的时候插几句话。

    30多年前，许多像黄发路这样的普通农民，走出传统乡村，前往陌生的欧洲创业，他们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的普通人。

    歙县华侨办公室主任向玉兰曾考证过“欧元村”的成因。清朝同治年间，棠樾村一带毁于战火，田地荒芜百年。上世纪50年代末，温州瑞安县发生大饥荒，一部分温州人逃荒至此，在当时的棠樾村、槐塘村和黎明村一带定居下来（后来都并入了棠樾村），并逐渐恢复了村落的生产和秩序。

    那时，黄发路12岁，对逃荒的情形还有些印象。“老家土地太少，又在搞什么人民公社，种出来的粮食不够吃，饿得人什么都顾不上了。”他跟着大哥跑到歙县这一带时，看到了大片荒地和空房子，就留了下来，“歙县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就像后来的欧洲”。

    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皖南山区千万座村落中，唯有棠樾村独树一帜地成为“欧元村”。对于温州人来说，这样的历史毫不陌生：“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自古就饱受土地出产不足之苦，因而盛产冒险家和商人。

    村里的“出国潮”早就开始了，还诞生了两个传奇人物：一个叫郑朝荣，一个叫胡克毓。郑朝荣是村里最早出国的，他的爷爷二战时去意大利做劳工，战争结束后就留在了欧洲。1971年，爷爷去世后，郑朝荣就出国去“继承遗产”。根据国外陆续传回来的消息，郑朝荣在意大利坐拥惊人财富：“整整一座葡萄山都是他家的，这身家在意大利也能排上前十。”

    相比郑朝荣，另一个传奇人物胡克毓的经历更具有可复制性。胡克毓文化程度不高，却是村里威望很高的“智多星”。1978年的某一天，他干农活时心情不好，“火起来把锄头一扔就去看报纸”，正巧看到了一条南斯拉夫总统访华的新闻。胡克毓就心血来潮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办了签证，落地南斯拉夫后又到了荷兰。通过开中餐馆，胡克毓白手起家，成了棠樾村第一位自个儿跑去欧洲打工并发家致富的村民。

    胡克毓无意中成为了同村同族人效仿的榜样。时年39岁、几乎不识一个字、无意学习外语的黄发路，给在西班牙开餐馆的外甥打电话：“我知道国外的生活苦，但不就是个苦嘛！”

    在那之后，黄发路找人“通路子”、去西班牙大使馆搞签证、请识字的后生帮忙办护照，4年后，一切方才办妥。1989年6月，他带着1.7万元，准备去北京领护照后，踏上西行之路。

    “欧元村”的形成是中国温商发展的一个典型样本：当第一批移民创业成功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原生活圈被奉为样板，移民的倾向不知不觉中渗入了当地人的价值观，形成了特殊的侨乡文化；先行者的成功，也使追随者的移民成本随之降低，这使棠樾村的“移民风”三十多年来始终盛行。    

    西 行

    “最开始，不顺透顶。”多年后，黄发路回忆起去欧洲闯荡前遇到的一个个难关，还是忍不住苦笑。到了北京，他的出国请求被驳回了，“我地也卖了，牛也卖了，又不让我走了，这可不要人命嘛!”

    黄发路在北京滞留了48天，四处托人，不仅把身边的1.7万元花销殆尽，还向亲友借了近15万元的债。这使他在欧洲打拼的头几年异常辛苦，因为“还债就还了三年半”。

    就在黄发路刚刚来到欧洲，以期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复制棠樾村那些传奇人物的成功时，他的偶像郑朝荣正好回到国内，准备把侄子郑仕意带到意大利。郑仕意最初在叔叔的“罗马荣皮具城”里管理仓库，工作之余常常用读书来怀念故乡。

    10个月后，黄发路成为了外甥餐馆的大厨。因为看不懂菜名，他把餐馆里的280道菜编上号，井井有条地分配给手下的5个厨师。“那几年西班牙经济还好。”黄发路说，他通过餐馆的客流量来判断欧洲经济的走势，“我外甥那个餐馆一共也就一百多平方米，当时一天要接待上千个顾客。要是现在的光景能及上当时的三分之一，我们就笑不动了。”

    1995年，带着打工几年攒下的工资（约合40万人民币），黄发路提出了辞职。他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在欧洲做起了老板。又过了两年，郑仕意也向叔叔提出在佛罗伦萨开分店的建议。郑朝荣借给他一笔启动资金作为新店的房租，于是，郑仕意在佛罗伦萨有了自己的皮具店。正是从这家小店起步，郑仕意慢慢成为了意大利最大的皮具供货商之一。

    困 惑

    黄发路离开外甥单干后，运气一直不怎么好,生意时好时坏。

    黄发路从未真正融入欧洲人的生活，他至今只能说三句西班牙语：“你好！”“谢谢！”“要买什么？”他对老外的评价充满矛盾：一边打心眼里赞叹欧洲人文明程度高，一边嘲笑他们“傻乎乎，又很懒，比不上中国人勤劳聪明”。

    “许多欧洲人至今还觉得中国人是穿中山装、骑自行车的模样。”郑仕意说，“欧洲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是从近几十年才开始的，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上千年的疏离。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展现出良好的形象，那国际上对中国的印象自然会好转。一切都要慢慢来。”

    尽管对祖国的情感深厚，但郑仕意仍然遇到了一些他无法化解的烦恼：他在意大利出生的女儿不喜欢中国。当他暑假里带女儿回到故乡棠樾村时，小女孩看到土路、蚊子和旱厕后，就皱着眉头说自己不喜欢这个“脏兮兮的地方”。

    “在我女儿看来，中国不是她的故乡。”郑仕意叹息道，女儿对中国的疏离感甚至让他感觉有几分惊慌。和黄发路一样，郑仕意不愿意让女儿成为“黄皮肤的欧洲人”，“听说现在有许多移二代不会说中文，连海关都过不了。我不能够想象，我女儿以后嫁给一个意大利人。”

    去年，郑仕意投资2个亿，在距离棠樾村一公里的一片山地上，打造了一片名为“泊仕山庄”的别墅区。他觉得，对年龄尚小的移二代来说，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农村的生活不够舒适，只要把生活环境改造好，他们就自然愿意常回国看看。因此，当地人更喜欢把这片别墅区称为“华侨新村”。    

    转 变

    2005年，黄发路决定“退休”，让孩子们继承他的事业。但这时发生了一件让他倍感挫折的事情，他的儿子和女儿并不愿意接手他的中餐馆，他们嫌档次太低，赚的都是辛苦钱。于是，女儿去了马德里开店卖灯具，儿子留在阿利坎特开高级时装店。

    他的子女们正在以郑仕意为榜样。如今，在棠樾村的年轻人心里，郑仕意已经取代了他的叔叔郑朝荣，成为新时代的偶像。自他在佛罗伦萨开第一间皮革店至今，郑仕意从零售商做起，涉及的产业链越来越长，没过几年就做起了皮革代理商和制造商，他的产品在中国工厂制造，从广东的海港出口，销往世界各地。在黄发路“退休”回国的同一年，这个年轻人也回了一次故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歙县开发区投资建厂。

    然而，2008年，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过的大事：金融危机。尽管生意不如过去景气，黄发路还是为子女及时转型的决策感到庆幸。根据歙县侨办主任向玉兰提供的信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欧洲旅游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使开中餐馆的老一代移民受到影响最大，不少人关闭了餐馆，重新走上了替人打工的老路。

    “欧元村”的人价值观正在静悄悄地发生着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中国比欧洲好。“我小儿子现在还有点怨我，他本来读书好得很，却硬是被我劝出国。去年小儿子打来电话，说要回中国当兵，我说你别胡闹。”棠樾村村支书王嘉林说，他的大儿子留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的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小儿子在西班牙却过得很不如意，“我现在想想，我们也老了，节奏跟不上了，让孩子们自己去干吧。”

    (《文汇报》6.27 张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