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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的陈云
1931年6月22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他的被捕，是由于顾顺章在当年4月25日在武汉的被捕、叛变。顾顺章叛变后，中共急令钱壮飞以及李克农、胡底，还有陈赓，立即撤离上海。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着手重整特别委员会。
周恩来点将，调来陈云主持特别委员会。在新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领导，陈云负总责，康生为副。
向忠发被捕后，迅即叛变，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以及中共中央工作人员张纪恩等被捕。幸亏陈云及时获悉向忠发叛变，通知中共中央机关及有关人员大转移。不然，连陈云自己也难以逃避这场大搜捕……
1932年3月，二十七岁的陈云在上海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去鲁迅家接瞿秋白
1932年12月11日夜晚，在上海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3楼4室，鲁迅设家宴招待客人。据当天的《鲁迅日记》载：
“治馔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晚，三弟亦至。”
“维宁”，即瞿秋白，而“乐扬”则是冯雪峰。
那时，国民党政府悬赏2万元捉拿瞿秋白。在1932年11月下旬，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不得不躲避到鲁迅家中。当时，鲁迅因去北京探望生病的母亲，不在家。许广平曾这样回忆瞿秋白的到来：
“我还记得：他和杨大姐晚间来到的时候，我因鲁迅不在家，就把我们睡的双人床让出。”
11月30日，鲁迅回到上海家中，就安排瞿秋白夫妇住在公寓中的另一房间。
瞿秋白夫妇在鲁迅家住了半个来月，中共地下组织派出“史平”前来接出他们，这位“史平”，就是陈云。
1936年10月26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一周年，陈云写了回忆文章《一个深晚》，记述这个难忘的夜晚。这篇文章署名“史平”，最初发表于中共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第64期。陈云写道：
1932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往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3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地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地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3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
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说。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
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
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地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啪”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地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北京青年报》6.29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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