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落选中研院院士始末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隶属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48年4月，首批中研院院士共81人经民主推选产生。中研院人文组中28位院士，实际上是从55名候选人中被推选出来，落选了几乎一半人选。在这“另一半”中，刘文典无疑是最具争议的候选人。

    刘文典，安徽合肥人。1909年赴日本留学，1912年回国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1913年再度赴日，1914年任孙中山秘书。191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在学术界声誉渐隆。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等，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 

    实际上，刘氏差一点连正式候选人资格都没有。时年33岁，还只是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的王叔岷，就曾大力阻挠刘氏的入选。其根本原因是经他鉴定刘文典的学术代表作《淮南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校勘考据皆甚糟糕”。

    事实果真如此吗？曾经胡适作序推荐，入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两位学术大佬国学书单，鲁迅也买过的《淮南鸿烈集解》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在王叔岷的激烈阻止之下仍然入选正式候选人名单的刘氏大名，远在美国的傅斯年得知后出离愤怒。他亲自写信由夏鼐转交给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说：“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发现其无穷错误。更有甚者，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由于傅的举报，刘文典在接下来的五轮投票中，得到五次0票。

    45年之后，1993年3月8日，已是八十岁的王叔岷在台湾为自己1947年9月曾初版过的《庄子校释》一书的重印本撰序。他在序言中写道：“庄子校释五卷，为岷手写本……最后附录‘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则删去，少年气盛，明于人而暗于己，实不应对前辈作苛刻之评，常引以为戒”。

    《庄子校释》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47年9月，被列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六”；是书为影印手稿本，一部六册全。这一年6月，同样是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了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一书。

    “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作为《庄子校释》的附录，也是全书的压轴之作，几乎占到了第六册的一半篇幅。王氏用了自己著作六册书中的半册书来批评《庄子补正》中的种种错讹，结论说“引书之疏漏，尤不可胜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评刘文典《庄子补正》”的落款日期为“三十四年初夏脱稿于李庄栗峰”，即是说，这篇文章，原是作于1945年初夏。那么，与之相对应，王氏批评的《庄子补正》就不是1947年6月商务印书馆的正式版本，而应是1939年之后刘氏流寓云南期间所印制的初稿本。经过仔细比勘，王氏针对石印本所拈出的错讹，在商务版《庄子补正》中依然存在，并没有多大的改动。

    那么，《庄子补正》一书出现这种有失水准的情况，1939-1947年八年时间里，刘文典究竟为什么没有对其再作校订，以期精益求精呢？1937年抗战爆发后，刘文典滞留北平。1938年他才扮作难民，在朋友帮助下，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此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国难之艰、流离之苦，以及与出版社就出版《庄子补正》一书多年谈判僵持之累的他，早已精神困顿、忧愤满怀。更由于染上了鸦片烟瘾，花销增巨；还得同时勉力维持家庭生计，他曾为当地土司兼职撰文，以此赚取酬劳。

    1943年，被清华大学解聘的刘文典，不得不受聘到云南大学任教，直至1958年逝世。无论从学术资源还是学术氛围而言，无论是从精神状态还是从物质条件来看，留在昆明任教的刘氏已经不具备对其原有学术成果精益求精、更上层楼的基本前提。刘文典落选中研院，归结其原因，无非是王叔岷攻其学术软肋，傅斯年攻其道德缺憾，两项证据确凿，是理所当然的。

    （《中华读书报》6.26 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