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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今年高考已结束，有关语文试题尤其是作文的讨论，一如既往成为热门话题。有阅卷老师甚至称，“得作文者得语文，得语文者得高考”。《中国青年报》6月19日刊发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访谈，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给目前我国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把把脉、开开方。
“知道很多，体会很浅”，这是今天我们文学教育的一个通病
王旭明：最近几年我接触了不少北大文学专业毕业的硕士、博士。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基本上对很多作品都不了解，只会综合各种评论后再自己评论。这么多硕士或博士，无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某个现象，或社会某个现象，竟没有自己独立的真知灼见。你认为这种现象普遍吗？
陈平原：可以这么说，“知道很多，体会很浅”，这是今天我们文学教育的一个通病。我认为，这跟1903年开始建立的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有关。以简明扼要的“文学史教材”为中心，“多快好省”地进行“文学教育”，我开玩笑说，这更像是在学外国文学，只要求学生初步了解某一时代的作家、文类、风格、流派等，并不苛求对作品有深入体会。
今天中国的文学教育，过于强调“系统性”，在我看来，不无偏颇。其实，除了专家，普通人没必要全面掌握丰富的“文学史”知识。我再三强调，当老师的，应该允许学生有所“不懂”，且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真正“懂得”的。
王旭明：目前高校文学院比比皆是，北大现在还叫中文系，一直没有改名是什么原因？
陈平原：目前中国大学的“文学院”，绝大部分是原先的中文系“升级换代”成的。为什么这么做？大概是这些年大学扩张造成的，“系”改“院”，面子上好看，也便于在学校争资源。另外，“院长”叫起来好听，比“系主任”响亮多了。好在北大没有强求一律，在北大内部，校方将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与其他学院等同视之。北大中文系是百年老系，格外珍惜自己的优良传统，不想赶这个时髦。
“眼学”与“耳学”之间，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
王旭明：能否谈谈你的语文老师和你的中学语文课给你的影响？
陈平原：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的中学，初中阶段没课上，整天“闹革命”；念高中时，碰上了邓小平“右倾回潮”，总算认真读了两年书。我是从插队的山乡跑去念书的，就近入学。但说实话，我的语文修养主要得益于家庭教育。父母都是语文教师，家里藏书比较多，使得我从小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前不久，我在“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论坛”上发现，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这代人不管学什么，普遍对语文有好感。因为，在乡下的日子里，语文是可以自学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语文主要靠自学。
与别的专业不同，一个人的语文能力，与人生阅历密切相关。这也是好多大作家没念过或者没念完大学，以及大学中文系不以培养作家为主要目标的原因。
王旭明：现在的语文课堂或语文老师，是否也应该从你说的这几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兴趣呢？
陈平原：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希望找到读书的诀窍，即花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效。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
记得我参加高考，根本没预备语文，只是复习数学。不是说语文不重要，而是语文无法突击。语文教学的特点是慢热、恒温，不适合爆炒、猛煎，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
晚清西学大潮中，章太炎对那时刚刚传入的使用教科书的标准化教学很不以为然，称：“制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以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必定注重“耳学”，养成“道听途说”的学风。而传统中国的书院教学，依靠师长的个人魅力，以及师生间的对话与交流，自学为主，注重的是“眼学”。在章太炎看来，前者整齐划一，更适合于普及知识；后者因材施教，有可能深入研究。
当然，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讲“四书五经”。不过，章太炎的话提醒我们：贪多求快，压缩饼干式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读书人一旦养成“道听途说”的习惯，很难改过来。如何在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这值得从事教育的我们认真思考。
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这也就难怪中小学不太重视语文课了
王旭明：这个问题其实从小学就存在了，语文学科承载了太多的责任，有意识形态、科普知识，真正涉及国学，涉及经史子集、传统私塾那些应该继承的东西已经非常少了。
陈平原：语文这门课很特殊，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也无论谁来主持，课本编写及讲授方式必定跟整个时代风气有关。远不只是教孩子们识字、读书、作文那么简单，这门课还涉及人生观建立以及文化传承等，所以，意识形态的渗透是必然的。差别仅在于自觉程度，以及操作时能否隐晦些、优雅点。
培养学生具有较好的阅读能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准确且有创意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这既是语文课的工作目标，也是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的明显标志。
至于在编语文教材时，“科普知识”与“经史子集”各自的位置，到底该怎么摆放才好，这需要仔细斟酌，无法“一言以蔽之”。
王旭明：台湾地区的国文教学跟内地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传统继承得很好，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陈平原：台湾各大学校园里，仍然守住了“大一国文”，这很了不起。为全校学生开设“大一国文”，这本是老北大的传统，傅斯年将它带到了台湾，至今仍枝繁叶茂。每个台大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必修“大一国文”6学分，否则毕不了业。其他大学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反而是在内地，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上世纪80年代，因苏步青、匡亚明等人的大力倡导，大学语文热闹过一阵子。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明显向新兴学科及实用学科倾斜，“大而无当”的母语教育于是命若游丝。除非是校长特别坚持，一般情况下，作为选修的大学语文，往往成了鸡肋，随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大学如此，这就难怪中小学不太重视语文课了。
大学教授若想编好语文教材，必须多与中小学老师接触交流，不能“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
王旭明：这些年，一些教材出版单位喜欢请著名大学教授担任中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对此你怎么看？
陈平原：视野开阔、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参与到中小学教材编写中，当然有好处。首先是打破了原先相对封闭的教材编写格局，其次是更多关注知识的整体性与延续性，最后，为推进教材革新提供了某种理论高度以及象征资本。但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毕竟不是一回事，切忌将原本应在大学才教的知识，提前压缩到中学课本中去。另外，过多站在大学教授的立场看问题，可能会忽略中小学生的生理特点、接受能力以及欣赏趣味等。
在我看来，大学教授若想编好语文教材，必须多与中小学老师接触、交流，了解中小学教学规律；不能“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中小学教学。
王旭明：有观点认为，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需要创新，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陈平原：教育理念变了，教材的编写方式也会跟着变；这样的“新”，乃是有源之水，起码能自圆其说。另一种“新”，着力点在选文，强调的是“新人”与“新文”，期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努力，我不太欣赏。
有一阵子，我为大学生编散文选，和几位老师分头做，结果发现，大部分篇章重叠。原因是很多传世名篇的“好”，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为教材选文，应该只管好坏，不问新旧。对教师来说是旧的，对学生依旧是新。基础教育不同于文学创作，讲求的是教学有效性，而不是编写者的特立独行。经典阅读与时尚阅读，二者如何协调，历来见仁见智。我更偏向于前者，因为越是时髦的东西，生命力越短暂。
所谓“创新”，一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对峙，一是古典与时尚的协调。此外，还有一点很少被人涉及，那就是如何养育或成全“文化的多样性”。中国这么大，各地区的文化差异十分明显；可是，因某些需要，大家都在追求“大一统”。所谓地方性知识以及方言文化等，完全被搁置了，这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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