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作选读》注释的突破

    1986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不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收到了很多群众来信，称此书填补了此前市场上的空白。

    不过，来信中也有不同的声音，集中在注释部分。有读者认为，此书有着“全新的注释风格”；另一些人则认为，原先的毛选注释都“旗帜鲜明”，这次的注释却“太右”。原先已被定性的人，注释中却做了改动，尤其是王实味和饶漱石的注释条目。

    2013年5月22日，该书主审、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逄先知，正面回应了书中的注释问题。

    只选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

    新编毛著选读工作开始后，文献研究室确定了该书为60万字的篇幅（包括注释部分）。对于篇目的选择，提出了只选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方针：有的文章，基本思想不正确，没有收录；有的名篇，个别提法上不适当，便采取节录的方法；有些内容，虽然只是毛泽东写的批示，但十分精彩，就把同一主题、写作时间相近的批注集纳成一篇文章。

    正文篇目确定后，由注释组组长曾宪新、副组长陈铭康一起“挑注目”，即确定哪些地方需要做注释。曾宪新说，挑注主要遵循两条原则：第一，对人们不太熟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做注；第二，正文不全面或者有错误的，“通过做注补救一下”。

    《毛泽东著作选读》一共488条注释，有321条是毛选四卷中已有的，注释组对其中265条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动。较大的改动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校订史实，另一类改动则是对某个人物或事件表述的修改。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提到周作人、张资平，在毛选四卷中对此二人的注释只有一句话：“周作人、张资平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北京、上海后，先后投降日寇。”此次则强调，对经历复杂的人物应尽量反映出其历史全貌，因此，增加了他们的生平介绍，并将其在抗战期间的行为表述为“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为饶漱石做注

    对于新增的注释，最费思量的是对其中几个人物的注释，其中之一是饶漱石。

    选读本所选定的篇目中，《论十大关系》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上的讲话》都提到了潘汉年，称其“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而早在1982年8月，中共中央就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因此，这次为潘汉年做注时，就说明了这是一桩错案。

    给潘汉年做注释，不可避免地带出了跟他同案的饶漱石。“潘汉年平反了，扬帆也平反了，饶漱石这个注释怎么写？”曾宪新说。

    最终，第436条注释如此写道：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

    逄先知称，对饶漱石的注释把对饶漱石定罪的根据否定了。“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起到了平反的作用”。

    为王实味洗冤

    王实味，则是新增的另一条重要注释。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污蔑共产党。

    注释组首先要查清的，就是王实味到底是不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  

    曾宪新和同事们查阅档案，并未发现任何“国民党探子、特务”的记载。1986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次内部谈话传来：“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胡耀邦所说的三个案子，“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三家村反党集团”已得到平反。他的讲话，实际上也已经否定了王实味案。

    据此，注释组起草了释文：“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不久，王实味的夫人刘莹和子女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写来书信，表示感谢。1991年2月，王实味被正式平反昭雪。

    曾宪新说：“《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现在来看，还会有些不尽完善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做到这一步，已经可以了。”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2期 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