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马可

    《白毛女》是我父亲一生最爱的、也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之一，他是怀着满腔的热情为这部歌剧谱曲的。他跟我说，创作《白毛女》时他眼泪流了一脸盆。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每当耳畔响起这首熟悉的旋律，我的心跳都会加速，我知道，那是对父亲的思念。

    2013年6月27日是父亲马可95岁的诞辰纪念日。5月初，我还将受邀参加延安鲁艺75周年校庆活动，对父亲浓浓的怀念重重地撞击着我的心。

    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他从12岁的时候起就开始记日记，直到1976年去世一直坚持。

    读着父亲的一篇篇日记，看着那一行行熟悉的字迹，字里行间仿佛都闪现着他的身影，这更让我不时地沉浸在与父亲对话的场景之中……  

    投笔从戎

    父亲17岁时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在学习化学的同时，父亲对作曲也产生了兴趣。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在老家度暑假的父亲马上赶回学校，发起组织了“怒吼歌咏队”，投身到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不久，音乐家冼星海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开封，父亲和他相识了。

    由于日寇的侵略，学生们已无法上课，开封青年学生们发起组织了“河南抗敌后援总会巡回话剧第三队”，开始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父亲毅然放弃了心爱的化学专业，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父亲随抗敌演剧队在河南、山西一带从事抗日宣传达两年之久。后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几次写信邀他到那里去学习，父亲遂辗转去了延安。

    在延安

    1940年，父亲到了延安，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工作，同时继续向冼星海学习作曲。

    父亲跟我们讲过多次，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鲁艺就打乱了音乐、戏剧、美术这些系的建制，混编成几个秧歌队，到乡下去，给老乡演他们能接受的东西，同时向民间大众学习。

    也就在这个时期，在鲁艺院长周扬的直接指示下，由张庚直接领导，父亲和剧作家贺敬之、丁毅，作曲家张鲁、瞿维等人一起，创作出了民族歌剧《白毛女》。当时，他们的认识高度一致：要学习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达群众的思想感情，做大众化、民族化的音乐。这部作品经过不断的打磨、加工，久演不衰，成为了中国歌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白毛女》是我父亲一生最爱的、也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之一，他是怀着满腔的热情为这部歌剧谱曲的。他跟我说，创作《白毛女》时他眼泪流了一脸盆。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他还主持了对《白毛女》的修改工作，对音乐进行了总体上的梳理，亲自新谱写了“恨是高山仇是海”等重要唱段。我小时候，父亲老爱唱《白毛女》里杨白劳的唱段给我听，他故意把嗓门压得低低的，缓缓地唱出“十里风雪一片白，躲账七天回家来……”问我，“你听我这嗓子怎么样？”“你看我是一个好男中音吧？”然后脸上露出像小孩子一样的期待我称赞的表情。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在北京工作。先是在中央戏剧学院的音乐室、歌剧系做主任，曾带领歌剧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创作出了另一部优秀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亲自谱写了“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等唱段。后来他又去了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音乐研究等多方面的工作。

    1964年，他被周恩来总理点名与安波、关鹤童两位叔叔一起组建中国音乐学院，并兼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也因此被江青认定“马可不是我们的人”而遭到迫害。

    在被剥夺工作权利八年后，父亲恢复工作，同时被任命了两个职务：中国歌剧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歌剧院合并之后的名称）的负责人和《人民音乐》杂志的主编。他既要到编辑部去上班，还要到两个歌剧院去上班。这两个歌剧院一个在虎坊桥，一个在新源里；一个在北京的西南，一个在东北。

    1975年，父亲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也对国家的命运、前途颇为担心。有一次，我的二姐看见父亲很晚了还没有睡觉，一直在写着什么，她走过去轻声说：“爸爸，该睡了，已经两点了。”父亲停住了笔，兴奋地递给她一沓稿纸，只见稿纸开头写着：“敬爱的邓副主席……”姐姐差点喊了起来。父亲笑着说：“我还是要说话的！这样下去怎么行！”对于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有人曾劝告他“不是时候”。他表示：“我倒不怕，大不了穿小鞋、靠边站、住马棚。”只可惜，当信写成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已被再次打倒，这封信没能发出去。但这是父亲用自己最后的心血写成的一封信。

    我曾有一次傻傻地问父亲，“四人帮”这样猖獗，我们应该怎么办呀，国家还有希望吗？父亲只说了一句：“相信人民，相信历史。”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父亲没有等到“四人帮”被粉碎就去世了——只差两个多月。我想，如果父亲能活到那时，他的病肯定会好的，身体也会强壮起来，又会创作出更多美妙的歌曲、精彩的歌剧来。

    (《北京青年报》5.6 马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