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光谱的灰色地带

    前些天，有一篇回忆艺术家于是之晚年的文章，文中说于是之曾谈到当年塑造的余永泽形象并不成功，这引起我的好奇。

    看了太多的革命电影，我们似乎已经很习惯，人人都活像打了鸡血的激情斗士，才是正常的活法，仿佛英雄就是由这样的人群组合而成，静谧沉默的人生被贬低成懦夫的苟且，这是不值得度过的。人性的光谱就这样缩编成了单调的两极，那属于最大多数也最复杂最有趣的中间百态被遗漏得一干二净。

    想到于是之的晚年醒悟，倒是提醒我们，即使是把人使劲往坏了写，也要注意他在场时的基本人性逻辑，于是之在电影中还是演出了余永泽身上的那股民国范儿，不那么张扬激进的主义，沉潜入自身的学问，也不时打点自私的小算盘，相信言语的价值不亚于行动。这批人其实构成了民国初年甚至后来一段历史中文人的主要风景。

    读20世纪的文人史，有时觉得他们有傲骨，有时又觉得他们太装，一到关键时刻不是自恋不停，就是绷不住架子破罐破摔趋炎附势。

    这也许正是人性的常态，那种慷慨为主义赴死的情形，也是个别的例子。那些忍辱存活平庸度世的人物，才是多面和复杂的，与英雄闪亮出场张扬出的一派崇高相比，未必就显得没有普通人的尊严。处在光谱中间的鲜活人物被忽略，是因为他们不符合被剪裁好的时尚标准。

    从当代人的眼光看，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一目了然，界线分明。关键在于个人介入的形式，是否只有激情行动与卖身投靠这两极选择？最近读到傅葆石的著作，就多少回答了我的疑问。这本书研究日据（日本占领）时期被称作“孤岛”上海中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在一般人眼里，只要是留在上海日据区，即使不属附逆变节之辈，也是一帮动摇的不抗日分子，应该划归人性光谱的阴暗一极。实际上，沉默的隐忍，也许是个更加困难绝决的选择。

    “孤岛”中的知识人有自己的信念和生活节奏，面对日人的侵略也有特别的抗议姿态，大多数有模仿清初遗民的痕迹，如有口号说要“为良心，为民族，做一个隐士”，同时也难免招来激进分子“扫除遗民气”的谩骂。“孤岛”作家作品中多有隐士和妓女，个个有情有义，清初隐士以逃居佛门、避免入仕作为抵抗姿态，妓女则与抗清名士的缠绵情感折射守节的理想。王统照小说《华鹤亭》写朱老仙之死就活像一个清初守节士人的翻版，他先以诗词自娱避世，当有留学背景的儿子当上了伪官，朱老仙毅然选择了自杀。在另一篇小说《双清》中，歌女爱上了一个革命者，可这位革命青年又背叛了她，不由让人想起《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和侯朝宗。在这篇小说里，歌女变成了“孤岛”文人的化身，忍辱坚定，那持久坚韧的守节力也并不容易。

    “孤岛”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一批身份模糊、观点犹疑、在两边投机捞好处的人，这类人与那些孤独的隐士、过着凡庸生活的平民占去了“孤岛”人群的大多数。如果按照严苛的守节标准，他们身上似乎都有瑕疵。说到此，我想到还应该有一个标准谁来定、守节为谁守的问题需要澄清。

    当年乾隆皇帝命史馆设《贰臣传》，就是专门记录一生服务两朝的那些高官事迹，等于预先给他们加盖了一道道德审判的皇印，只要一入此传，不管你曾为清朝卖了多少命，都成无法洗刷的污点。乾隆爷的意思很明白，你是明朝的人，就应该殉死前朝，哪怕你是我的对手，给我造成了那么大的麻烦，说起来道理却是一样，标准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当家皇帝绝对效忠的程度。因此，拼死抵抗的史可法被捧上天，开门纳降又密谋反清的钱谦益则被看作首鼠两端，留在历史的污名册里。

    可见，在乾隆爷的脑子里也有一个两极的人性光谱，那就是“忠”还是不“忠”。可是如果我们也把这紧箍咒真当个桂冠洋洋得意地戴在自己头上，或者爱屋及乌，自作多情，拿着这顶帽子四处找人，强行试用，老觉得拒戴此冠者必是恶人，则大可不必。

    在我看来，满大街还是少点戴这类帽子的人，这生活才显得正常、多样和有趣。

    （《经济观察报》4.3 鬼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