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纽约时报》：“这是记忆中美国最大的一起作弊丑闻”。美国学者卡拉汉表示：“作弊的诱惑之所以增强，是因为过去20年来政府不断松绑法令、民间不断抨击政府，导致规范不法行为的机制衰退。”
带回家的考试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2012年4月、5月间的哈佛春季考试季，哈佛助理教授马修·普莱特开设一门有关“国会概论”的课程，期末考试即将到来。哈佛校报《哈佛深红报》的报道称，普莱特先生从2010年开始教授这门课程，颇受欢迎。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容易通过”：通常，普莱特先生会布置4次带回家的考试，以此评定学生的最后成绩。一名选修过该课程的学生说，普莱特先生曾表示，他在2011年度给了120位学生A级成绩，2012年他会给出120个以上的A，同时不会强求学生全勤。
所谓“带回家的考试”，即让学生在学校网站下载考题，限定一星期完成。《波士顿环球报》的网站上，列出了一名选修生提供的此次考试的在线考题和考试规程，其中一条说：“这项考试可以公开使用书本、笔记本，互联网等等。考试必须遵循与随堂测验相同的准则。更具体地来说，学生不能与其他人讨论考试——包括在校导师、写作中心等等。”而阅卷时，普莱特先生一名助手发现，一部分学生的答案几乎一模一样。
在一道加分简答题中，普莱特先生要求学生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国会表面上放权给单个国会议员，但实际上权力更加集中在党派领导人手中”，不少学生举出了完全相同的例子。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学生的试卷上所列出的参考材料（其实是错误的）及其结构，都是一样的。不仅是答案，就连试题上的打印错误也很雷同，不少学生在试卷上列印“22,500”这个数字的时候，同时出现了不必要的空格。正确答案一样不奇怪，但错误都一模一样，就蹊跷了。
普莱特最初的怀疑名单，只有13名学生，他们要么属于即将毕业的学生，要么是棒球队的成员。普莱特先生的报告，让哈佛大学行政董事会花了一个暑假，重新审查所有试卷，认定存在“抄袭答案与不正当合作行为”，最终宣布将公开调查。被列入怀疑名单的学生，也一举增至125名，涉及本科各个年级。也不仅仅是棒球队了，田径队、冰球队、橄榄球队的成员也牵涉其中。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浮士德在一份公告中表示：“若证实这些指控行为（作弊行为）属实，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违背了哈佛在知识领域一直奉行的信任准则。”
去年12月底，全部调查完成。今年2月，宣布了处分决定。受调查的学生中，一半人被要求“强制退学”。剩下一半学生，有些被处以留校察看处分，有些则被证明清白。“强制退学”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处分，会永久记录在案，一名被调查的学生称该处罚是“学术领域的死亡之吻”。被强制退学的学生必须参加连续2到4个学期全职工作（该工作不得涉及学术研究、不得由亲属提供），然后才有资格申请复学，申请需要经行政董事会全体同意。
受到调查的学生中，有些人甚至已经毕业离校。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称，一位已经参加工作的受怀疑学生，在收到董事会邮件后忧心忡忡。邮件中称该事一旦查证属实，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学位。他说，“他们正毁掉学生的未来，如果我的学位证书被收回，那我肯定会丢了现在的工作”。
学生们的理由
尽管处分已经尘埃落定了，但是涉及作弊案的学生们，却一直在努力为自己辩白，并赢得了社会上部分舆论支持。
学生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大致有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说问题是出在了课程上和教师教学方法上。
论坛中，有学生抱怨课程难，有学生称不理解试题究竟在问什么，有学生说，“有一个问题，针对一个从没有在我们的阅读材料中或在课堂上被准确定义的术语，我们只能求助助教给出一个定义来回答问题”，还有人称“期末考试绝对荒谬，完全与课程涉及教材不符”。也有学生质疑教师的教学方法，“课程考试之外缺乏结构性指导，如周末的助教辅导时间与考前答疑等”。还有学生称，普莱特先生在考试截止前的当天早上因为有事而取消答疑时间，提前下班了。
第二类:说问题出现在“带回家考试”这种方式上。有网友评论说，当老师决定采取这种带回家考试方式的时候，就应该预料到存在作弊的可能性。但是也有网友反对这种说法。正在南加州大学攻读博士的张靖就表示，让学生将试卷带回家属于一种信任，因为在将来的科研和工作中，不会总是有人监督你；另外大学里很多考试需要的时间，可能两三个小时都不够，很难让所有学生同时集中在一起如此之久。
第三类:说分享与合作究竟能否算作弊？据《纽约时报》报道，学生们认为共享课堂笔记、讨论会笔记与阅读材料是被允许的。一位受到调查的学生辩解称：“我只是和人共享了笔记，然后就被卷入其中，班上每个人都分享了笔记，出现相似的答案并不奇怪。”
虽然校方处分了犯错的学生，不过也根据学生的辩白“适度”进行了一些修正：目前这门课程从2013年春季排课计划中移除。校方称，预计在2013―2014学年排课计划重新列入该门课程，但是授课教师未定。而校方网站显示，普莱特先生仍是文理学院的政治学助理教授，但他在2012年的秋季学期中，不再教授任何一门课程。校方也婉转地提醒教师，尽量避免采取把考试带回家的形式。
世界的难题
据《哈佛深红报》的报道，哈佛大学中作弊现象并不鲜见。2011年2月，教务长哈里斯领衔在哈佛大学广大教职员和学生之间，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诚信评估”工作，重点调查师生对待“剽窃和作弊”行为的态度。调查的结果令人惊讶：86%的参与调查的教职员，表示看到过“严重的书面作弊”行为；70%的教授称，发现过“严重考试作弊”行为；48%的学生承认有过“严重的书面作弊”行为，有22%的学生承认有过“严重考试作弊”行为……
一份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报告则显示，在19世纪40年代，只有20%的美国大学生承认有过作弊行为，而今这一比例已升至75%以上。不仅是在美国，欧洲高等学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据英国《星期日独立报》的报道称，过去3年里，英国80所大学共发现4.5万多名大学生存在“学术作弊”行为。
“坎贝尔法则”
更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在于，作弊行为越来越呈现低龄化现象，即渐渐向中小学转移。仅在美国高中，学生的作弊行为，就高达56%。
更让人忧心的是，学生没有将作弊、抄袭行为视为“不道德”行为。
约瑟夫研究所进行的一项青少年道德调查结果显示，有62%受调查的高中生承认，“抄袭作业现象比往年更多了”。而与此同时，该调查还显示，92%受调查者“对自己的道德品行”表示满意。
家长的态度也引发教育工作者的担忧。根据全美公共广播电台的一项调查，有2/3的家长觉得作弊现象“不是什么大事”，并且认为“所有的学生都这么干”。
哈佛大学教务长哈里斯在评价这起集体作弊事件时，表示：“科技手段在这起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使共享更加简便，也使人们对此的态度更为随意了。”
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在1976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坎贝尔法则”：“愈是使用量化的社会指标作为社会决策的依据，就愈容易产生腐化的压力，也就愈容易曲解和破坏原本想要监控的社会历程。”如果将此法则套用在学术领域上，过于倚重成绩来评定学生，就容易带来学术不诚信现象。
还有学者试图从文化角度来解读学术不诚信现象。美国学者大卫·卡拉汉提出了“作弊文化”的概念，并著有《作弊的文化》一书。卡拉汉认为，学术不诚信现象不能单单怪大学生，因为在学生身上反映的是其家庭、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而在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为了追求成功而不在乎手段的社会风气。作弊的诱惑之所以增强，是因为过去20年来政府不断松绑法令、民间不断抨击政府，导致规范不法行为的机制衰退。
(《解放日报》3.19 成珞)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