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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3年03月19日 星期二

    归乡的遣送车

    《 文摘报 》( 2013年03月19日   08 版)

        在火车、汽车上,没有监狱的高墙铁网,全靠人防。越是经验丰富的干警,越是谨慎紧张。“越干越心细。”负责遣送的干警对记者说。

        天光未亮,北京市大兴区,天河监狱。近百名服刑人员迷迷糊糊听到干警点自己的名字后,迅速起身,走出牢房。在朝阳升起前,他们才得知:今日,自己将登上回家乡服刑的列车。

        “他们一般都是兴奋,谁都想回家。”王春明说。作为天河监狱遣送监区监区长,他已经和同事们一起,“零意外”遣送了十几万外地在京服刑人员回家乡的监狱服刑。

        天河监狱又名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成立于1995年7月10日。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外地罪犯遣送处,天河监狱担负着将在京犯案的外地罪犯遣送回原籍服刑的任务。

        “平均每周一次火车遣送,这么多年下来,除了个别省份,全国已经跑遍了。”遣送监区副监区长吴军说。   

        任何情况都要提前想到

        在车队出发前几个小时,早有同事驱车出发,去打前站。“要提前把路走一遍,知道哪里容易堵、哪里有事故……”天河监狱副监狱长顾联膺告诉记者。

        平均每年,出现在遣送罪犯名单上的数字有8000多人。在每次遣前预备会上,干警会仔细研究每名罪犯的情况。如遇机密、重要案犯或重病犯,还会安排单独遣送。    

        由于情况特殊,押犯车厢的车票不用实名。两个车厢,一个车厢罪犯,另一个车厢供狱警、武警休息。“我们乘坐的多是K字头快车,当然,这也算是现在最慢的车了。”吴军说。    

        “外地罪犯遣送,是中央给北京的特殊政策。北京是首都所在地,确保首都的安全,这也是重要措施之一。”顾联膺解释。

        除了火车遣送,短途还可汽车遣送。在一次目的地为内蒙古的汽车遣送中,刚出北京,天色大好。谁知途中遭遇大雾,高速路上,大小车辆排起长龙,首尾消失在雾中,应急车道也早已挤满了车。干警们无可奈何,只能是按下性子,更加警惕地观察罪犯的言行举止,默默等待着交通恢复顺畅。

        一次,在车队赶往火车站的途中,刚出收费站,一辆囚车的离合器突然切不开了。此时又赶上大堵车,进不得也退不得。众人焦急万分。最终,指挥部决定临时拉起警戒,把罪犯换至备用囚车上,得以救急。

        出发前,每辆车都是通过了检查的。出现如此情况,事后势必要追究责任。而最终,专业检测人员给出结果:“这是纯粹的机械事故,这千分之几的概率都让你们给碰上了。”    

        越干越心细

        一次,在开往新疆的列车上,广播里播放着关于新疆特产、美食的介绍。一名新疆籍罪犯突然站起来,对吴军说:“警官,我想吃大盘鸡。”

        干警们先是心里一惊,继而迅速恢复平静,寻找解决办法。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整节车厢内新疆籍罪犯们的情绪。吴军只能笑着对这名罪犯说:“这个真没办法。你看,我们也跟你们吃的一样,是方便面,你先凑合着吃吧。”

        遣送列车上,干警和罪犯吃的食物一样,只能是:面包、方便面等快餐食品。定列车的饭菜,怕吃坏肚子。给罪犯发的水是瓶装矿泉水,因为开水也可能成为袭击他人的潜在工具。

        押犯车厢内,厕所门不能关上,或索性被拆了下来。放茅时,两人铐在一起,由干警看守。这些都是为了预防罪犯借上厕所逃脱。多年下来,逃脱的情况没有碰到,尿不出来的倒是时有发生。

        遣送罪犯的干警中,还配有医务干警,以防罪犯突发疾病。在一次往新疆的遣送途中,行至甘肃省境内,一名新疆籍女犯突然神色异常,干警马上介入询问。这名女犯称自己心慌、恶心、出虚汗。随队医生诊治后,未见好转,病犯甚至出现昏厥状态。

        在向指挥部汇报后,市局迅速与甘肃省监狱局联系,告知遣送干警做好在兰州下车的准备。

        到达兰州火车站后,三名干警和一名随队医生陪女犯下车,押解至甘肃省监狱局中心医院救治。女犯最终脱离危险,随后被遣送回新疆。    

        绿皮车时代

        1983年,遣送前的监狱大广场上哭声一片。“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亲属见面设备,所有罪犯和他们在北京的亲属都在大广场上会见。”顾联膺回忆。

        之后,顾联膺和同事们将这些罪犯送上了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这是21岁的他第一次参加遣送。

        那时乘坐的还是绿皮车,车厢里,小风扇在头上方呼呼地转,功效不大。夏天热,冬天冷。车上用煤烧水,开水被人接走四五杯就没有了。“还有排着队的蟑螂。”他说。

        下火车后,要坐两小时的汽车。车队在结冰的江上走,顾联膺看着窗外,担心不已:“我不会水,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当地同行告诉他:“放心,这冰有一米多厚,肯定掉不下去。”

        那一年,顾联膺来回跑了13趟东北。

        在归乡的路上,服刑人员的心情更加复杂。在执行一次遣送任务时,干警们发现有两名罪犯是夫妻关系,判的都是死缓。这对夫妻50多岁,再见面不知何时。

        遣送指挥部决定,要为二人在列车上安排一次特殊的会面。

        当两夫妻见面时,车厢里所有罪犯都愣住了。他俩面对面坐到一起,未语泪先流,车厢里亦满是哽咽声。

        会面结束后,两名罪犯激动地说:“这可能是我们夫妻俩人生的最后一面。”

        吴军相信这种人性化的方式有利于罪犯之后的改造。1999年之前,吴军在监狱实习,监管犯人。“那时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方式是农业生产,整天骑个自行车带罪犯去地里劳动。”他说。

        他的第一次遣送,也是乘坐绿皮车,往安徽合肥。当时是两班倒,凌晨两点到站,四点才到宾馆。

        “第二天早晨,我们跟着组长,到马路边小馆子吃饭。”这个情景,吴军永远忘不了。

        十多年过去了,遣送干警们几乎跑遍了全国,但却没有时间偷闲游玩。这种“旅行”,更像是“全国火车站游”。

        “有时候早晨到,当天下午就回来了。每次送到地,只想赶快睡个觉,没时间玩。最多在火车站买点当地特产。”顾联膺说。

        最紧张的时刻

        与上车不同,下车时,遣送队伍要与普通乘客一同下车。当地武警及监狱干警早已在站台等待,罪犯将与普通乘客零距离接触。此时,场面必须得到绝对控制。如遇旅客围观,要及时进行劝导、疏散。

        在所有罪犯完成下车、集合、蹲下、低头等程序后,当地监狱干警将戒具给服刑人员戴上,之后再将遣送前被戴上的戒具取下。“专门遣送的铐子和他们的不一样。”王春明解释。

        遣送干警们最怕的是夜间到站。吴军说:“夜里疲惫,站台上光线又差,交接最紧张。”

        出站时,浩浩荡荡的遣送队伍会花费不少时间。直到服刑人员全部登上当地监狱的囚车,遣送干警们这才可以松口气。

        一次赴新疆遣送一男一女两名罪犯,在到达终点前1小时,押解小组才从新疆监狱局得知:由于治安形势紧张,新疆局接站车辆、人员无法进站办理罪犯交接手续。

        火车到站后,遣送干警们又发现,站台滞留旅客多、人员复杂。这时,经过40多小时行程的遣送小组决定:等本次列车乘客下完后,由一名男干警和一名女干警分别与两名罪犯铐在一起,其他干警及武警外围警戒出站,以避免突发事件发生。

        出站后,交接得以顺利完成。最紧张的时刻,从未发生过意外。

        然而,也有无法遣送到目的地的情况发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当天,遣送小组押解着89名四川籍罪犯,乘坐在赴四川的火车上。

        14时28分,灾难降临,列车正行至石家庄境内。15时20分,遣送小组获知灾情,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为了避免造成被押解罪犯的思想和情绪波动,干警与列车长取得联系,关闭了押犯车厢的音像设施。

        1小时后,经过一系列协调工作后,遣送小组与河南省监狱局取得联系,后者安排接站,将罪犯暂时押解至河南,就近安排。“后来,有些老家在受灾地区的罪犯听到消息,都哭了。”王春明说。

        将一批罪犯遣送到目的地后,遣送干警们乘火车返京。“回来也不得闲。要总结本次任务,还要检查、核对戒具。”吴军说。

        有时,遣送任务会变得相当频繁。1月份,赶在春运前,吴军和王湛和在全国各地各跑了四趟。“哈尔滨、广州、杭州、新疆。”吴军说。他还发现,这里面总能见到一些熟面孔。

        “有的是‘二进宫’,还有‘多进宫’的,都快有职业罪犯这么一个行业了。”他打趣地说。

        “这些‘几进宫’的犯人,我们觉得还是综合原因造成的。我们遣送处的任务,主要是维控,并不主要承担一般监狱惩罚、教育、改造的功能。”王春明说。

        在顾联膺看来,从事遣送工作许多年,他明显感觉到犯罪率有所下降。他觉得这份工作意味着一种责任——“保证安全,不能有差错。”

        有时乘坐火车时间长了,干警和罪犯一样,都会心烦气躁。罪犯可以得到干警的及时疏导,而干警们却必须全靠自己战胜不良情绪,依旧要瞪大眼睛,往来于车厢过道之间,保持着必需的威严与高度紧张。

        (《法治周末》3.7 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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