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到孩子入学,大到数亿元项目的审批,现实中很多人常常希望通过“求人”来解决问题。这意味着人情这种制度之外的因素,深刻影响着资源分配、纠纷处理以及行政审批等诸多方面。
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注定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过渡。这意味着社会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依靠人治,不能靠人情。因而,“中国式求人”话题背后,是权力影响资源配置、精简行政审批等严肃的改革议题。
“中国式求人”泛滥,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也能看出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许多原本应靠市场机制配置的资源,却依然由行政权力支配。这些权力“细分”到具体的官员或者工作人员身上,或者给民众造成麻烦,或者埋下携权谋私的隐患。
当然,作为“求人”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实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通过熟人关系来占得先机、法外得利。因而,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
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争共创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
(《新京报》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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