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方言背后的文化基因

    去年11月末，何向东参加了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举办的北京话发音人遴选活动。

    谈到老北京话的消亡，何向东将原因归结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说，老北京管火柴叫‘取灯儿’，这与人们过去点煤油灯取亮有关。现在人们都用打火机，自然就没有人说‘取灯儿’了。”

    学者们则比百姓更先意识到北京话的式微。早在2010年，北京联合大学讲师房艳红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对北京方言进行了调研。乡音的消退不仅发生在北京。每到一处，房艳红都会习惯性地做语言调查，结果并不乐观。“一线城市的方言已经基本沦陷，比如青岛、杭州、福州等地的方言。吴语保存下来的希望在上海。”

    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曹志耘指出，我国方言种类数以百计，差异之大甚至超过欧洲各个国家。“1949年以后，普通话普及的速度非常快，加之人口流动、城市化这些因素，中国方言正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退化。”

    据曹志耘研究，在短短几十年间，我国很多弱小语言都面临消亡的危险，而少数语言已经消亡。“城镇化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镇，村庄空了，所以农村的方言就没有了生存的基础。农村人来到城镇，必然要适应城市的语言环境，他所讲的方言可能在下一代就没有了。”

    与人口流出地语言空心化相对的，是流入地语言的被稀释。

    从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开始，弱势语言的消亡就呈现出一种不可逆的态势。全球范围来看，已经有超过750种语言灭绝。有专家预计，在2050年至2100年间，世界上将有90%的语言濒危。

    在官方采取行动以前，民间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在上海、苏州等地，吴语已被写入当地教材；在西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民间的方言保护意识还没有形成，但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们同样在致力于方言的调查研究。

    方言能否得到有效保护？曹志耘认为这取决于两方面因素。首先是国家的语言政策，如对方言的地位和作用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其次是大众的语言自觉。

    （《民生周刊》2013年第2期 郭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