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哪些“改革红利”可以释放

    我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改革是红利产生的最主要源泉。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看，不改革，很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就难以解决，想释放红利是极其困难的。

    “传统红利”，主要指廉价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过去30余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释放了这些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当前，我认为最直接的、新的红利源是“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

    关于“内需红利”，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而这需要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的收入分配改革。

    关于“城镇化红利”，主要是指城镇化释放消费潜力带来的转型发展红利。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从消费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新增消费。同时，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

    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变一些重大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现状。

    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多方面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我国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的空间巨大，由此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红利。

    （《新京报》3.9 迟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