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辞族的输赢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如今年轻人对一份工作的依赖度已越来越低。

    调查显示，仅9.3%的应届毕业生能把第一份工作干两年以上。外界把工作持续时间短、频繁跳槽的人称为“闪辞族”。

    “这不是我想要的媒体工作。”张林（化名）在到电视台工作的第三天辞职了。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炒掉老板，在下家全无着落的情况下。

    她的“闪辞”闪了推介人也闪了父母，“都不好意思再介绍学生过去”，介绍她来此入职的专业课老师说，“我觉得有点儿尴尬。”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眼高手低，这么好的单位你不要，你到底要什么呢？”父母盛怒而不解。

    如今在职场上与张林有相似表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2012年《大学生职业适应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职场新人在三年内，变动两次以上工作的占57%，其中，变动三次以上的占32%。

    闪辞者说

    “你们每天讲的，都是如何拉客户，如何赚钱，你们身上有铜臭”，一个香港理工大学的应届生，在英国GET金融集团（GET是外汇交易市场中的主要做市商，代表了当今世界外汇交易行业的最高标准）辞掉销售一职时慷慨而不屑地说。

    他把崭新的门卡放在桌上，一面墙上贴着刚刚完成的月工作计划。大部分同事叫不出他的全名，只知道英文名字是Eric。“我学的是金融专业，我想做公司运营方面的东西，而不是拉客户”。20出头的Eric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境在香港属于中上阶层。这个时尚的年轻人有棱角分明的五官和儒雅自负的神气。

    GET公司同期招聘的新人，在半个月培训期后所剩无几。培训内容涉及公司业务的各个环节，具体到基金、股票、保险等各个分支。这种信息流失让公司不堪承受。

    “现在的大学生太骄傲了”，公司执行副总裁陈女士无奈地说。她在“骄傲”两个字上做了很长的停顿，她权衡着挑选了一个中性偏褒义的词，掩饰其语气中的冷淡。过后她轻微地叹气，谈起自己最初入行时。那时她已经29岁，在香港急需一份收入。加拿大留学、一口流利英文的她，曾做过书法教师、地产商，也在中介公司卖过保险。两年后，31岁的她成为部门经理，之后升为副总裁。“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可挑的，每个月除了生活开支，还要寄钱给父母。当你还可以选择喜欢或不喜欢一份工作的时候，简直太奢侈了。”

    香港城市大学毕业的严文静，两个月内陆续做了四份工作。“其实我发自内心地不想上班，也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1989年出生的她，个性直率，敏捷而善于自嘲。她提起自己几次辞职的理由：不做销售，因为不喜欢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不做软件工程师，因为辛苦且没有提升空间；不做市场营销，性质和销售类似。

    此外她还挑选老板。在第一份黄金销售工作中，老板让她估测明日金价走向。她非常认真地计算、估计、查资料。次日交给老板时，老板却将纸推到一边，“其实你写涨或跌都无所谓，”老板调侃地说，“因为明天的金价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严重的被戏弄感，让严文静对工作立即失去敬畏。故乡辽宁的她家境宽裕，作为独生女儿，严文静在入职之后仍然得到父母的经济支持。加上良好的教育，出色的资质，她坦言她不会为任何一份不满意的工作勉强自己。

    新闻系毕业的章秋也在短短一年内有了3次辞职的经历，家在四川的她有两个妹妹，生活紧张。毕业后，她独自在北京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了北漂。

    从广告编辑、电影公司文案策划，到公司宣传，章秋最为不满的是企业在员工待遇上的承诺无法兑现。最初入职时，对方讲明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实则加班严重，少则一个小时，多则四个小时，完全没有加班费。尽管频繁辞职经济拮据，“但我不会为了工资或糊口，特别拧巴地在一个根本没有原则的公司做事”，90后出生的章秋，看重工作环境和尊严感。

    轻率迷茫的一代？

    目前，各大酒楼和饭店中，“90后”已经成为服务人员中的主力。然而，许多餐饮业管理层坦言“一到年底就心惊，生怕哪天谁辞职”。

    大谷打工网对1.35万名、平均年龄24岁的基层打工者2013年春节年终调查显示，流动性依旧偏高。其中，近三成受访者称不会回到原先的打工城市工作；还有63%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再回原单位工作。

    不但是基层的打工者，90后大学毕业生也同样显现出这一特性。在各种就业调查中，“不将就”“高薪酬拼不过我喜欢”“我能得到什么”等成为关键词。

    事实上，和八九十年代就业环境相比，如今年轻人对一份工作的依赖度已越来越低。“现在大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官二代’‘富二代’与贫困生之间在经济能力、人际关系、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差距会对后者造成压力，让其产生自卑、焦虑甚至是敌对情绪。”有心理学家表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过分看重金钱、工作机会等眼前利益，忽视长远的理想和信念。

    多年来，重庆科技学院心理中心的老师在多所大学进行一项名为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的测试，发现，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中具有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比例分别高达94.12%和83.75%，而2010届学生对应的比例分别是24.83%和8.84%。

    职场上，诚信是个很微妙的东西

    “心高气傲”“眼高手低”“心浮气躁”，种种标签被舆论贴在这群闪辞的年轻人身上。闪辞被延展到责任心、素养及时代环境的高度。多家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明确表示，“不会录用有丰富跳槽经历的人”。

    而实际上，多数跳槽者并不把闪辞经历写进简历，他们清楚企业对闪辞族的忌讳。在与企业的腾挪周旋中，他们学会了更讨巧的方式，即把所有闪辞经历一笔抹杀。“这不叫欺骗”，张林说，“择业是个互相推销的过程，职场上，诚信是个很微妙的东西。”在她看来，闪辞是一种正积累，“我不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找工作要从一而终，择业本来就是个多对多的关系。”

    《风度man’s uno》杂志资深专题编辑柯勇，对媒体行业“闪辞”的90后抱以宽容态度，“90后的孩子，他们拒绝固有的成长模式，要走独立自主的路子，闪辞背后，给个体带来的成长和伤害我们还知之甚少”。

    从另一方面来说，企业对于职员或将招聘的新人，同样存在微妙的诚信危机。曾从GET金融集团辞职的林泉（化名）告诉记者，初入职时，老板并未告知基本工资，只是承诺会有，但从未明确说明。每次她追问时，对方总会把皮球踢走，告诉她培训期结束后会有人事部门仔细讲明，但直到入职一个月后，她才知道只拿销售提成，完全没有底薪。

    成长与代价

    闪辞族也能在某种程度上“闪”出更清晰的职业判断。“我喜欢现在的工作”，刘含（化名）说。她目前在一家外企做项目工程经理，这是她工作两年内的第三次跳槽。

    她最初做实验室的工作，环境极度封闭。“我的英语很好，交流能力强，又有很好的理工科背景，我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

    辞去第一份工作后，她清楚地了解自己不适合下工厂、做科研。到了第三份工作，她慢慢锁定自己的工作范围，即在客户和科研人员之间做沟通。如今在这个岗位上她已经做了一年半，“我会一直做下去，这是我想要的。”

    对很多和刘含有相似经历的闪辞族来说，经历不同单位环境的他们，慢慢从对职场的懵懂无知走向成熟。

    “不要用尽青春换工作”，香港普通话机构负责人徐芊芊（化名）说，香港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她一直教授中文，5年从未间断，她的职业态度比与她同龄的闪辞族理性得多，“很多人不懂，工作其实只是态度和耐心的问题，和选择无关。有了积累才有信誉，时间也更自由。钱是哪个行业都会有的。”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8期 刘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