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收音机是百姓了解国家大事的唯一渠道,是普通家庭难以企及的贵重电器。它一度左右着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如今却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
一台收音机的价格可买座别墅
1923年1月,《大陆报》和中国无线电公司把无线电广播引入中国。正在为中国未来呼号奔走的孙中山通过电台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无线电团结全国力量的巨大潜能。
1927年,中国第一家民营广播电台“玻璃电台”在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顶楼建成。之所以称为“玻璃电台”,是因为整间屋子都是用玻璃幕墙围起来,外面就是人群熙攘的游乐场。怎么广播,怎么掌控机器,怎样播报新闻,全被看得一清二楚,在当时非常轰动。
新新公司之所以开办玻璃电台,其目的是为了推销自制的矿石收音机。那个时候的收音机是罕有之物,只有达官贵人或者工商巨贾才可能拥有,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时的收音机,价格也高得吓人,相当于买一座别墅的钱。有的大商店会买上一台放在橱窗里,喇叭一开,便会有大批的人拥过来,那是招徕顾客的最好手段。
收音机化身谍海利器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有这样一幕,日本特务突然闯进中共情报人员李侠家,从地板中搜出了发报机,却没有找到收报机。宪兵摸了摸尚有余温的收音机,便将李侠抓走了。
事实上,李侠的收音机就是经过巧妙改装,变成了收报机。改装的关键在于两根铅笔粗的线圈,由音量控制器变身为收报机的差频振荡器。在日本人闯进来之前,李侠撤掉了两根改装的线圈,捋直、揉乱,收报机又变回了普通的收音机。
要保证可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使用,多重身份的谍报机一般都会用厚实的铁皮制成外壳,同普通收音机无异,以便能更好地带进谍战区。因为预留了改装空间,这样的收音机一般个头偏大,紧急情况下可以改装成发射器。
正部级官员才能使用的熊猫1501
熊猫1501型收音机是我国自己研制生产的第一代收音机,机身约1.5米长、半人多高,绛红色的机身用四个柱腿撑起,集收音、录音、点唱为一体。1958年由南京无线电厂开始研制,1959年运送到北京,是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而生产的国宾级收音机。它用20只电子管、4只喇叭制成,重量达百余斤。
熊猫1501型收音机问世后,相当威风,特别作为国礼赠送给来访的国家元首,国内只有少数几个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使用。这部机子的标价是650元,而当时上将和正部级(5级)官员的工资标准是382元、机关办事员和准尉(24级)的工资标准是45元,两相比较,熊猫1501可以说是一台天价机。
该型号收音机跟随刘少奇一直使用到1968年。“文革”中,先是被造反派查抄,交由中央专案组封存,王光美平反后,又被退还。2006年,它被确认为国家级文物。如今,全国留存的熊猫1501型收音机仅余5台。
百姓爱听收音机
1949年9月,一篇“新华广播稿”中提到了中央对广播事业发展的规划:中国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其中80%的人是文盲。因此,无线电语言广播事业,是“教育中国人民的非常重要的工具”。这让广播与收音机的地位空前提高。
1950年4月,国家政务院新闻总署签署了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可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只有49座广播台和89部广播机,110余万部收音机,信息传播渠道十分有限。针对这个现状,中央决定在全国每个县政府、每个部队政治机关都设置收音员,组织群众集体收听重要新闻,或将收听到的重要新闻编成小报、墙报、黑板报等。
徐国良是当时浙江省武义县的收音员,他回忆说,收音机“是全县唯一一台最先进的、传递信息最快的宣传工具”,“每年春节的年初二开始,我都要挑着铺盖、收音机、干电池及天线等一担货上山下乡,让农民及时收听到中央和省电台的春节农民特别节目。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先架好临时接收天线,然后组织当地干部和农民群众收听”,“农民群众听到收音机里播放党的方针、政策,重大新闻和中央、省的领导同志讲话和向农民拜年时,无不欢欣鼓舞;当听到收音机里传出的婺剧、越剧戏曲和优美动听的音乐时,大家都感到万分惊奇。”每次,都有数十人或者上百人围聚到徐国良的身边,他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到1952年,全国已经建立了2.3万多个收音站。各种政策、方针甫一出台,全国人民便会围拢在收音机旁,郑重地倾听来自“党中央的声音”。1966年春,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要积极发展农村广播网,让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相结合。随之而来,大批适合百姓使用的简易和多功能收音机被生产出来,收音机的普及程度空前。
收音机一直威风到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的普及,收音机的地位被颠覆了。
(《中华遗产》2013年第1期 王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