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起备受争议的劳教案，运行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是废是存已成为各界热议话题。
1月7日，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要积极稳妥地改革劳教制度，引导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法治轨道内妥善解决。
劳教制度问题何在？改革将如何进行？记者专访了多名专家、律师。
劳动教养的演变历程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应运而生。资料显示，1955年8月发布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规定了内部“肃反”的劳教对象是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对待他们：“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
劳动教养正式成为一项法律制度，是在“反右”斗争发动的1957年。1982年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调整为不够刑事处分的抢劫、强奸等“六种人”；2002年劳动教养的范围扩大到“十种人”。
从1955年创建劳教制度到1957年“反右”之前的这个阶段，被劳动教养的人员不足1万人;而1983年达到了22万多人。
几十年间，劳教制度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对劳教适用对象的规定达二十多种，其中有些纯属道德范畴，如婚外与他人同居的；有些规定也早已过时无效，如倒卖各种计划供应票证，不够刑事处分的；有些规定认定起来较为模糊，如因犯罪情节轻微而被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的。
易成错案冤案温床
1996年开始实施的《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法规只能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劳教虽然被定性为行政处罚，却未纳入《行政处罚法》所列处罚种类，而且劳教限制人身自由与《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严重冲突。
据司法部数据，截至2008年，全国有350个劳教所，劳教人员平均每天劳动超10小时，远高于《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所规定的日均劳动时间不高于6个小时。著名维权律师李方平说：“那些检察院不批捕或退侦的案件、证据不足超期羁押案件，都可以转为劳教，这使得劳教成为错案、冤案的温床。”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燕山检察处处长隗永贵曾介绍，一个外地人卖黄色光盘，身上装着30多张，准备对其劳教时，这个人忽然说，他家里还有80张黄色光盘，“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倒卖黄色光盘100张以下的，劳动教养一年；倒卖200张的，可以判刑6个月。这个人最后判了6个月缓刑。”
犯罪最低档是管制，期限最短3个月；第二档是拘役，剥夺自由，最低期限一个月；第三档是有期徒刑。劳动教养起点是一年，最高4年，在劳教所执行。
劳教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主要目的在于教育改造，但实际的处罚力度却要比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更大，更何况刑罚的执行中还有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规定。被抓之后，主动坦白犯罪事实，希望变劳教为刑罚，性质与惩处力度倒挂，“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也就难免成为“江湖人士”的不宣之秘了。
审批执行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长期关注劳教制度改革，他表示，劳教制度改革必须以立法方式进行。
马怀德指出，现在劳教制度存在极大问题，首先是审批和执行由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自己的案子自己做法官”，程序上不公平。
其次是劳教的对象常常被随意扩大，根据规定，被劳教的对象原本限定几类人员，但现在的劳教制度完全突破了这个范围，很多信访人员成了被劳教的对象，使得这一制度广受公众诟病。
在劳教期限方面，1到3年的时间太长，没有与刑事处罚区别开来。此外，目前劳教场所有监狱化的倾向，不利于被劳教对象改造。
马怀德表示，劳教制度如果要改革的话，第一步就要改变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的做法，“可以考虑由法院作出判决，然后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二步是要严格控制被劳教的对象，只能限制在法定的范围内，不能随意扩大。第三步是要缩短劳教的期限，控制在半年或1年以内。
马怀德表示，劳教的场所也应该多元化。可以推行劳教场所社区化，因为社区教育效果最好，可以允许被劳教的对象回家。还可以考虑劳教场所学校化，这主要针对一些恶习难改的未成年人，让他们在特殊的学校接受教育。
应尽快出台《违法行为矫治法》
目前，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渐成共识的观点是，尽快出台一部《违法行为矫治法》，以取代劳教制度。2005年3月，《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去年湖南永州“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事件发生后，李方平联合全国10名律师致信司法部和公安部，建议对劳教制度进行技术性调整。这已是李方平第二次对劳教制度提出改革建议。
对于仍然处在立法计划中的《违法行为矫治法》，李方平表示，像卖淫嫖娼、吸毒等经常违反治安处罚法的习惯犯，可以适用《违法行为矫治法》进行处罚，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员的工读学校，也可以列进来。但对于那些信访人员和维权者，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适用普通的刑事处罚或治安处罚。“如果把这一部分人员再纳入‘矫治’范围，那就是彻底的换汤不换药。”
（《京华时报》1.8 袁国礼 孙思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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