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一些不同年代的大饥荒记录,虽比《一九四二》更触目惊心,但还是和看电影不同。当你跟随着逃荒人流在银幕中行进,你会感受到一种更真切、更严峻的拷问。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有时就像一个人一样,会把历史的苦难看作自己的隐私,总是希望人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然而,苦难却是历史留给人类最重要的经验,如果我们丧失了对苦难的教育和集体记忆,不仅会导致民众对苦难的麻木,一旦条件允许,很多人会失去判断自己行为价值的能力,摇身一变,他们可能成为一场新苦难的制造者。
饥饿让人感觉迟钝,苦难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但对幸存者和其他活着的人来说,重新叙述那些苦难的故事,让曾经的苦难重现在当代人的公共记忆中,就是对逝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修复。
悲悯不代表遗忘,反而意味着要让苦难的历史,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因为只有铭记这些苦难,苦难才不会在未来重演。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才可能让同样的邪恶与伤害,不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或许只有当我们重新感受这些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重新感受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恐惧时,才能明白正义、敬畏与悲悯的重要。《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历史和今天的人们,向当年所有无辜的死难者道歉。电影作为当下影响力最大的公共表达形式,显然承担着塑造公众集体记忆的责任。我们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客观与准确,更需要这种影像艺术的叙述与感染力,因为它能让所有人感同身受。只有让历史的苦难昭然若揭,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知我们这个民族,认识到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
(《中国青年报》11.29 叶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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