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中日开战谁输谁赢惹出命案

    因争论中日开战谁输谁赢，36岁的建筑工王禄成用半截啤酒瓶捅死了25岁的朋友符书明。封闭、无知和冷漠催生的这一悲剧是当下非理性爱国的一面镜子。

    “爱国”论战

    2012年9月27日晚，王禄成和朋友吉学文到海南省万宁市兴隆镇的“来一杯”酒吧。刚坐下，他就听见旁边一个男人在谈论钓鱼岛问题。“日本武器先进，生活水平高，咱中国打不赢的。”王禄成认出这是邻村村民、朋友符书明。

    作为一个自认为强烈的爱国者，王禄成觉得难以忍受这样“丧气”的言论。他走了过去，大吼道：“国家养大你的，你都不知道？”

    符书明不服。

    王禄成说，“我坚持中国必胜。”

    在喧哗声中，两人的争辩不断升级。王禄成称，是符书明先拿起啤酒瓶砸在他头上。鲜血从王禄成头上流下来。暴怒中，王禄成捡起一个啤酒瓶，敲碎底部，将剩下的半截啤酒瓶，猛力捅入了对方腹部。

    次日凌晨，符书明在万宁市人民医院不治身亡。王禄成则逃到了一座酒店的后山上。

    一个村庄的仇恨史

    王禄成出生在距离兴隆镇5公里的大洲村。1939年，入侵的日军曾在此派驻了一个小队，大洲村自此与战争、伤害和仇恨结缘。

    王禄成记得从懂事起，爷爷王政华就会反复讲述日军犯下的罪行。他露出手上鱼鳞般的伤疤，说这是在被日本人强迫做苦力、修建田独铁路时受的伤；偶尔也会指着脸上的麻子，说起当年如何在昌江石碌铁矿染上天花，又如何死里逃生。

    村里有个祖辈念叨之地——“杀人坡”。1970年代，人们从这里挖出了几具遗骸，当时还是孩子的村委书记王廷宇看见一具缠绕着铁丝的白骨。父亲对颤抖着的他说：“记得，你要记得。”

    大洲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战争受害样本。村中幸存老人声泪俱下控诉日军暴行的场景成了王禄成一代的成长记忆。

    夹缝里的生活

    儿子出事后，王禄成的父亲王福明认为，儿子的冲动之举，早就埋藏在他狭窄的人生之中。在王福明看来，自他懂事起，村里人就只能在“巴掌大的土地”扑腾。出门撒泡尿都过了自家地头。

    大洲村共有三百来人，人均只能分到9分田。1989年，刚读小学三年级的王禄成辍学回家，到县城工地打零工，一个月挣100块钱，最多时每天要砌三千多块砖。

    1999年，砌了10年砖的王禄成开始偷音响和电视，被判服刑一年。2000年，他再次被捕，判刑10年。

    监狱里，王禄成每天收看新闻以及阅读法制报刊，这让他“从心底产生了对国家和法律的敬畏”。2006年，因为“表现好”，王禄成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他努力干活，试图重新融入人群。村里有红白喜事，或是盖房子，他总去帮忙，不要工钱，给一包烟就行。

    打工20年后，王禄成终于拿到每月一千多的工资。不过，30岁的他仍居住在父亲1981年建起的老房中。属于他的十平米小屋里，只有一张竹席铺着的床、一张用于堆放衣物的破旧红椅。

    封闭、落后的家园让越来越多的女孩子选择逃离，像王禄成一样，村里的“穷光棍”就有三十多个。王禄成喜欢上镇里酒吧的一个姑娘，因为她“爱笑，脾气好”。最后姑娘却拒绝了他，原因是他“坐过牢，人也穷”。

    “爱国也要有文化”

    王禄成回忆，他每天打完工，回到狭窄的小屋里，打开哥哥送他的20英寸康佳电视，仿佛就与世界有了一些联系，“人再穷，也要关心国家”。

    六点的海南直播，七点的新闻联播，十点的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几个月来所有的节目都与钓鱼岛有关。事实上，王禄成连钓鱼岛在哪里也不清楚。

    2012年夏，王禄成看到香港的保钓船被两艘日本船夹击，他会在屋里大声骂：“太欺负人了！”9月，见到激愤的人群在中国各个城市游行，王禄成则心潮澎湃：“万宁怎么没有爱国青年上街？”他甚至为砸车的行为叫好。

    偶尔，他也对父亲说，羡慕那些能上街游行、登船保钓的“城里人”。

    王福明注意到，以往沉默而木讷的儿子，一旦看着电视，“就像换了个人”，时不时会高声大喊，或是低声咒骂：“打仗我也去！”

    同样，这场热潮也让符书明深受感染，他再一次对母亲提起了未圆的当兵梦想，黄春连则笑着用儿子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理由劝阻了他：“爱国还是要有文化。”

    最终，这两位年轻人在同一个晚上走进“来一杯”酒吧。几个月来所累积的热情与愤怒，让分歧变成了争吵，进而愤怒地砸碎了酒瓶，并刺进一方的身体。

    2012年10月12日，在野草藤蔓中逃亡了15天后，王禄成决定自首：“我把自己交给国家了。”

    (《南方周末》11.1 范承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