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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彤的心里，有一种冲动——回归。“我想过简单的生活，做一个普通的人，不要让人躲着走，更不想让人戴着有色眼镜看我，或者特别同情我。”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艾滋病从姚彤身上真正夺走的东西。
这是23岁河南女孩姚彤(化名)的简历：2009年之前，她是广州一家玩具厂的打工妹，初中文化。而此后的3年，她漂到上海，学会了做西式面点，成功留学法国，如今当上了一名“授人以渔”的西点教师……
“我们都是智行的人。”“智行”是一家基金会的名字，但对姚彤来说，它更像是一个“暗语”，甚至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名词。
智行基金会资助的主要对象，是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感染了艾滋病。过去10年，智行基金会共资助1.4万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帮助他们完成学业。除5%的孩子天生携带艾滋病毒以外，其余的孩子都是健康人。
歧视，把很多和姚彤有类似处境的孩子，久久封闭于各自心灵的孤岛上。虽然在当下，公众对于艾滋病及其防治的认知率已经大大提高，但这群孩子要回归一个普通人本来享有的“普通生活”状态，仍然艰难……
最大的伤害来自同伴和亲人
姚彤的恶梦，从母亲被村卫生所诊断为患有“肺结核”开始。母亲开始不停地咳嗽，那年，姚彤八岁，刚上小学二年级。
姚彤只知道，当电工的父亲跑县城医院的次数多了，可每次回家都是一脸的无奈。“肺结核”“肺病”……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但医生给妻子出具的诊断说明，总有点似是而非。
姚家人还不知道，这个麻烦的“肺病”，和姚彤母亲跟随老乡“一起去赚零花钱”的卖血行为有关。他们更想不到，几年以后，这个家所在的小县城，会被冠上“艾滋村”的别名。
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关于河南农村献血人员中感染艾滋病的报告被递交周口地区(现周口市)卫生局，这标志着河南艾滋病村的发现。但从艾滋村被发现，到引起全民恐慌，让大字不识的农民“谈虎色变”，期间还有五六年的间隔。
母亲“肺病”越来越严重，姚家的小卖部只能关门歇业。家庭经济来源少了，每天的饭菜变得难吃了，衣服也没人洗了……这些都不值一提。姚彤记忆犹新的是，母亲不仅病了，卧床不起，而且变得“可恨”。
“三年级那个暑假，我两个月都呆在家里，一步都没有出去过，同学都以为我去外地了。”准确来说，姚彤不仅有整整两个月足不出户，而且她被母亲“勒令”，无论做什么，都得在她的眼皮子底下。
自知得了“医不好的肺病”的母亲，出于内心恐惧，给家里人提了一个苛刻的要求：她必须看见一个人在视线里活动，才能安心。
“陪妈妈”变成了家里的头等大事。姚彤和爸爸、年幼的弟弟不得不轮流值班。可时间久了，“值班”无异于精神折磨，“刚开始，我搬个小凳子在她床边做功课。后来她让我在她看得见的地方吃饭、看电视。就连晚上睡觉，也得在她旁边……”
由于母亲病倒，姚彤每天5点就得起床做饭、收拾家务、照顾弟弟。即便如此，孱弱的母亲仍在骂骂咧咧。“因为我做饭的时候在灶头，她看不见我了。”
2000年，姚彤的母亲过世。因为长期医疗，家里欠下了几万元债务。
家里安静了，但姚彤的生活却没有改变多少。仍然清晨5点就要起床，给爸爸和弟弟做饭洗衣，7点出门上学。父亲为了能尽快还清债务，起早摸黑，拼命接活。
用了2年时间，姚家终于还清了债务。可没多久，姚彤发现，健硕的父亲，躺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我爸爸被确诊时，我读初一。他是拖到那年春节前才去医院拿报告的。大年初一那天，他躺着起不了床，也不说话。我以为他感冒了，给他熬了姜汤喝。”
2001年，河南文楼村成为第一个公开承认的艾滋病村。此后3年，河南确认全省存在38个艾滋病村。
得知姚家两口子都感染了艾滋病，姚彤的亲姨妈——自己母亲的亲妹妹，再也没有和姚家联系过。父亲有兄弟5个，3个闭门不见。
学校里，原本开朗的姚彤，一周都和同学们说不上几句话。“2001和2002年是最可怕的时候，学校里一直有同学不来上课，有说家里出事了，有说父母生病了，大家一听就明白是咋回事。”这些家里“出过事”的孩子重新回到学校，多半遭到冷遇，同学们能躲就躲，言语慌张。
“对人伤害最大的，一个是同伴，一个是亲人。”姚彤说，这个道理，是她初中时候就领悟的。
背井离乡，沉默寡言
读初三这一年，姚彤的爷爷去世，父亲和她一起赶去邻村奔丧。伯父看到姚家两父女，一把就把他们拽进屋，“警告”他们不准出门送灵。
“让别人知道你们来，我们在这里还怎么住下去！”伯父神色匆匆地走开了。第二天，趁着夜色降临，姚彤随父亲回家。可刚迈出伯父家的大门，就听见背后“砰”的一声响。他们带去的礼品，被原封不动地扔了出来，连装礼品的塑料袋都没有打开。
读初三的姚彤，再也无心学业。支撑家庭、供父亲看病、弟弟上学，逃离那种令人窒息的冷漠，姚彤想到的是离开，走得越远越好。
正当这个女孩寻思着找门路打工的时候，姚家出现了一位“贵客”。这个至今被姚彤称为“杜老师”的大哥哥，正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
29岁起闯荡华尔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硕士，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杜聪身上充满了光环和传奇，但对姚彤来说，光环都是后话。其时，姚彤不知华尔街为何物，当杜聪操着一口带着粤语口音的普通话问姚彤未来的打算时，她清晰地说了两个字：“打工”。
没几天，杜聪给姚家打来了电话。工作有眉目了，广州一家玩具厂，食宿全包。
是夜，姚彤二话没说，整理行装。第二天一早，她就启程赴广州了。
15岁后，姚彤就在玩具厂上班。从流水线工人，一直做到车间主管。在工友眼里，姚彤一直是个只干活、不说话的女孩。
那几年，唯一能和姚彤说上几句的朋友，只是“杜老师”。从和杜聪的交流中她知道，这世界上，和她有着类似遭遇，被贴上“艾滋病”标签而遭遇排斥、鄙夷的孩子还有很多。
2009年，在杜聪领衔的智行基金会的帮助下，渴望读书的姚彤，找到了一个在上海学做西式面点的机会。
过普通人的生活
在上海这座繁华的城市，姚彤告别了流水线上的毛绒玩具。每天围绕着她的，是面粉、奶酪、巧克力的香味。同样因为只干活不说话，吃苦耐劳，在西式面点房的工作，还给了她一个深造的机会：学习法语，去法国职业培训学校留学……
姚彤说，在法国南部小镇学习时，她仿佛重新拾回了纯净的校园生活：同学之间有真诚的问候，她在对方的眼睛里看不到回避的眼神，同学的话语里没有“刺”，也不再有所顾忌。
正如当年背井离乡去打工一样，行走异乡的好处是，在陌生中获得自在。
可姚彤的心里，还有另一种冲动——回归。“我想过简单的生活，做一个普通的人，不要让人躲着走，更不想让人戴着有色眼镜看我，或者特别同情我。”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艾滋病从姚彤身上真正夺走的东西。
“最近这两年，我都回老家去看爸爸，我们集中在五伯父家吃年夜饭。父亲的五个兄弟中，有四个已经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了。”
艾滋病带给这个家族的阴影，正在逐渐消退。除了艾滋病防治的公众知晓度大幅提高这一层大环境的因素外，姚彤知道，驱散家族阴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的笑容。“我爸一直说，生那病是改不了的事，所以多活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父亲不仅通过电话把笑声传递给姚彤，也用爽朗的笑声，敲开了曾经闭门不见的亲兄弟家的门。
(《文汇报》10.11 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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