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们已经让24万多陕南贫困人口搬出秦巴山区。在陕南，10年内我们扶贫式搬迁人口目标是240万！”陕西国土厅一名负责人表示。扶贫搬迁240万人，所需资金大致688亿元，而这仅仅是陕西移民搬迁的一部分。
陕西省政府之所以能“豪迈大气”，是在这场浩大工程背后，有着乐于“埋单”的三大地方国企，即延长石油、陕西煤化、陕西有色。
作为一项“顶层设计”，尽管十六届四中全会中便明确提出“利益协调”机制，但各地并未大面积“试水”，陕西借助行政乃至财税手段大胆试行，颇有首吃螃蟹的味道。
“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前提下，我们试图在更广阔的领域引导这些国企多尽社会责任。”陕西一位省里领导坦言。
记者调查获悉，2011年延长石油和陕西省财政共同出资组建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公司，为陕西保障房建设搭建了一个“保障”平台。2012年，延长再次为陕西保障房建设增资。
“陕西能源资源开发，已经引发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而由贫富不均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渐显现。在表现形式上，大多都是矿产资源型企业所在地的群众以水源枯竭、环境污染、房屋裂缝为由阻挡企业，而企业则以正常生产受到影响为由，导致双方发生纠纷，少数甚至以非理性方式直接发生对抗。地方政府在无法律法规可循的情况下，动员能源大户分发奶酪给弱势群体，完全是明智之举。”陕西资深律师武广涛表示。某种意义上讲，陕西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广试劝富济贫，既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好的外围环境，也让弱势群体得到实惠。
“地方政府在利用行政乃至财税手段引导资源型企业济贫的同时，更应该将之上升到分配制度改革的高度，探索从机制、制度层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毕竟行政手段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武广涛同时认为。
（《法治周末》11.1 贺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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