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出狱后为何急于发声明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大批政治犯被提前释放。走出监狱的陈独秀，立即书写了一份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声明，希望通过《申报》公之于众，可不幸的是，这份声明未能发表。陈独秀为何急于发表声明，这份声明又何以不能见诸天日？

    早在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组织的代表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国托派的总书记。他很乐意这个总书记的工作，又是办刊物，又是发文章。可是，他的很多主张不能为年轻的托派所接受，在他们眼中，陈独秀仍然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32年10月16日，托派中央常委秘书谢少珊在出卖托派中央四个常委后，又出卖了陈独秀。当天下午7时许，陈独秀即被捕。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升级，南京开始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囚禁陈独秀等政治犯的监狱也被炸。

    日军对南京的轰炸，勾起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对老师安危的担忧。他找到胡适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名士，联名写了保释书。胡适为此还找了汪精卫。汪精卫致胡适信说：“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

    国民党不愿担当更大的舆论责任，现在既然有人前来担保，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但是，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陈独秀必须“本人具悔过书”，方可“立即释放”。陈独秀听后勃然大怒：“我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过可悔。”

    1937年8月21日，司法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呈请将陈独秀减刑”的请文，其中说：“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据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裁为执法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素来办事拖沓的国民政府，在释放陈独秀这一事上效率特别快。居正“请文”刚至，国民政府便下发了陈独秀的减刑明令。

    陈独秀虽清楚地知道这是国民党在耍手段，以造成这样的错觉，即陈独秀是“深自悔悟”后，国民党是体恤其“爱国情殷”，才宽大为怀地提前释放其出狱。这个“深自悔悟”的更险恶用心在于暗示陈独秀向国民党递交了“悔过书”。

    第二天，陈独秀出狱后便径奔傅斯年家，在傅家稍事休整后，便给上海《申报》写了一封信，对所谓“深自悔悟”做了义正词严的批驳：“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

    《申报》接到信后，对陈独秀予以同情，认为国民党以“危害民国”治罪于陈独秀，是欲加之罪，这封信完全可以在《申报》发表。可是，他们也意识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决不会同意发表此信，况且，在征询中共方面在上海的地下人士意见时，他们亦不置可否。这时，《申报》才意识到手中抓了一只烫手的山芋，发不好，不发也不好，只得决定“暂不发表”。这样一直拖到年底，《申报》因日方刁难而被迫自行停刊，这封信也就永远失去了发表的机会。

    （《档案春秋》2012年第9期 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