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曾拥有两架飞机

    红军在“红米饭，南瓜汤”的艰苦条件下，英勇地以简陋武器无数次打败装备精良的敌人，这早已家喻户晓。然而，红军也曾使用飞机作战，却鲜为人知。

    参加攻打黄安的“列宁”号

    1930年初春的一天中午，一架崭新的美制“可塞”式侦察、轻型轰炸机在宣化店（今湖北大悟县境内）上空盘旋，它的机身喷有“青天白日”标记。突然，飞机的翅膀一歪，晃晃悠悠地落向西南方陈家河的河滩。大别山北麓罗山县在山头放哨的赤卫队员发现这个意外情况，立刻吹响号角，闻讯赶来的大批赤卫队员和群众马上冲过去，把飞机包围起来。穿棕色飞行服的驾驶员大声说：“各位父老乡亲，请不要伤害我，我是飞行员龙文光。”

    龙文光是四川崇庆人，时年31岁。他是位有志向的军人，在大学念书期间曾受到五四运动影响，因此在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与他谈话时，他明确表示愿意参加红军。

    半年多后，红军攻克新集（今河南新县县城），这里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首府。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已合编为红四军，由徐向前担任参谋长（后任军长）。徐向前很早就提出应发挥手中飞机的作用，现在此事便被正式排上议程，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决定将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接到把飞机从掩藏地起出送往新集的指示后，当地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马上行动起来，大家经商议把飞机每个部件都编上号，再画出草图，然后把它化整为零，依靠马车和人力搬运。红军战士、赤卫队员们和大批群众一起翻山越岭，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把飞机送至指定地点，而且一个零件也没缺少。

    1931年4月，曾在苏联航空学校学习的钱钧被分配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经过钱钧、龙文光和红军中几位懂机械的同志不懈努力，以及当地一些铜匠、铁匠的认真协助，在新集城外的平地上飞机被重新组装起来。

    7月初，“列宁”号首次执行任务，对固始、潢川、光山三县的敌情进行侦察，并散发大量传单；8月9日，“列宁”号又前往华中重镇汉口进行侦察和示威飞行，并投撒大量传单。

    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攻打黄安县城。国民党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凭借精心修筑的各种防御工事，率部固守待援。黄安县城被围困一个多月未攻克，徐向前决定让“列宁”号配合作战。12月22日，龙文光驾驶“列宁”号在黄安低空盘旋，赵冠英的指挥部被“列宁”号投弹击中，只好弃城率部逃窜。红军战士们乘胜追击，全歼逃敌。

    1932年夏，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更疯狂的“围剿”，“列宁”号随红军转移了几个地方，终因环境恶劣，被拆卸埋藏于大别山的偏僻山沟。在一次突围中，龙文光与部队失散；他化装潜回汉口找妻子，不久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以“带机投敌”的罪名被捕入狱，翌年8月9日牺牲。解放初期，大别山人民用锄头将“列宁”号分体部件挖出来献给政府，由于多种原因未能保存下来。

    送聂荣臻赴瑞金的“马克思”号

    1932年4月10日，红一军团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攻克龙岩，歼灭福建军阀张贞的兵力逾一个团，随即向漳州挺进。由于红三十三团行动神速，敌指挥部不知道龙岩已失守，还派出飞机前去联系。在距离漳州数十里的龙山，有一手好枪法的红三十三团副团长陈冬生看见飞机低空经过部队驻地，瞄准它就是一阵猛射。飞机接连晃动几下后，有点倾斜地飞走了。

    不久，红军打下漳州，张贞率残部逃跑。一进城，群众就告诉陈冬生他们机场有飞机。陈冬生马上带一个班去机场，果然看到停着两架飞机，一架能开，一架不能开。陈冬生端详缴获的那架基本完好的飞机，看到机身有弹孔，舱内溅血迹，认出是先前受伤的飞机。

    这是张贞从国外购进的“飞鸟”式教练机，除了用于训练和侦察，还能用于简单轰炸。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等得知此事，很快赶到机场察看，并在飞机旁留影；他还指示供给部尽一切努力，迅速将它修好。当地汽车公司几个机修工闻讯，自愿承担修理工作。最终，在无导航设备、不熟悉地标的情况下，一位熟悉飞行的朝鲜籍战士驾驶飞机顺利升空；正在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的群众，发现喷印红五星的飞机撒下五颜六色的传单，不禁热烈欢呼起来，这更使红军声威大振。红军的第二架飞机被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为“马克思”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曾回忆，昔日聂荣臻就是乘着这架飞机前往瑞金汇报战况的。

    由于汽油供应不足、修理备件缺乏，“马克思”号在执行了一段时间任务后只好闲置，并曾展出于长汀公园。在紧张的军事形势下，红军为了避免它落入敌人之手，后来不得不忍痛销毁。

    （《世纪》2012年第5期 朱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