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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
9倍的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目前我国每台心脏介入手术平均使用1.6个支架，2011年支架使用量超过65万个。
躺在医院诊疗室的手术床上，郑成涛(化名)心里的不安明显加剧：两天前胸口的不适现在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但一系列、一项项的检查下来，他担心，该不会是什么疑难杂症吧？
旁边，医生在给郑成涛做心血管造影。
半个小时后，郑成涛从手术床上下来了，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过去了30分钟而已。但事实上，许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他的身体里多了一个金属支架，而他的医保卡账单里多了4万多元钱。
多余的异物
感到胸口不适的那天，郑成涛正在北京的办公室上班，一开始他没太在意，因为6月份单位的体检才刚刚结束，体检结果表明，一切基本正常。
郑成涛决定还是去医院看看，有病没病，求个安心。
在一家三甲医院的心血管病中心，两天下来，郑成涛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化验……到后来他自己也懒得去数到底做了些什么检查，只是机械地接过医生开来的单子，去交款，检查，继续拿单子，交款，检查……
造影那天，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正在担忧地出神，他听到了两天来一直想要的答案，坐在旁边的男医生告诉他：“你的血管堵塞很严重，要做支架手术。”
郑成涛回过神来，医生指着电脑屏幕上的图像对他说：“你看，这里、这里、这里，全是堵的，必须放个支架进去，把血管撑开，使血液流通。”
“必须要装支架吗？”他问道。
“必须装。一般血管堵塞70%就得装了，你这个血管，都堵了90%了。”医生的口气不容置疑。
医生继续在旁边说，放心，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小手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郑成涛点点头，问道：“是不是装进口的好一点？”他知道进口的支架要比国产的贵，但为了健康，贵也不在乎了。
医生却回答说，你这个没有必要装进口的，现在国产质量也很好，装国产的就完全可以了。
他听了医生的话，还一度在心中感恩，庆幸自己遇上了好医生。
心脏支架手术过程并不复杂，病人在局部麻醉下接受手术，一般几天后就能出院。
郑成涛当时在想，进入体内的这个小东西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金属——直径只有两三毫米，长度不过几厘米的空心不锈钢圆柱体，价格数万元。
半个小时后，他从手术床上下来，那一刻，他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30分钟对他今后生活的影响——不再有准确的核磁共振，不再有准确的CT，每天必须服药以保养体内的金属支架。
直到一个月后，在另一家三甲医院碰到一个之前熟识的医生，这个博士出身的中医在看了郑成涛的病历和造影后，一个劲地摇头：“你这个完全不需要装支架，都不是主要血管，就算完全堵死也不用装支架。”
郑成涛有些大惊失色，之前他从没有质疑过医生意见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即使在发现体内放入这个小金属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后，他只告诉自己，没办法，这是必须的。
看到他的怀疑，中医博士补了句，主要血管堵得厉害的，可装可不装，你的这条不是主要血管，真的完全没有必要装。
那一刻，郑成涛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为求证是否是因为中西医对同一病症的看法不同，他通过同事朋友又向另外的几个心血管专家求证，居然都告诉他，其实可以不用装。
此前一无所知，现在知道的越多，郑成涛越觉得恐惧，他这个时候才知道，支架这个东西是进去容易出来难，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在国外，从身体里往外取支架的技术也并不成熟。
现在，郑成涛习惯每天吃两片药，一片阿司匹林、一片波立维，为着体内那个本来就没有必要存在的异物。
过度医疗“重灾区”
在手术后住院期间，郑成涛跟周围的人聊天，发现同病房里的人几乎全部都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一个月后，郑成涛还从网上看到，在其他地方及至整个世界，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有很多，其中一些甚至更为惨烈。
心脏支架手术已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灾区”。
2010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称，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于是，在现实中，出现了一个个郑成涛。
济南某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因为心梗住院，入院检查后就接受了支架手术，先后被放进了7个支架，花费十几万元。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当即对媒体评价说，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
2009年10月，北京某三级医院，给一位患者硬塞进去了8个支架，结果因手术时间过长，导致病人心源性休克，最终死亡；2010年，北京某医院，给一位70岁的男性病人放了11个支架，因放太多，阻塞了血管，导致病人次日死亡。而成都一家心血管专科医院，给一位病人放了17个支架的“事迹”，更是让很多业内人士都备感惊讶。
支架暴利如此之高，导致心脏支架手术的滥用在世界范围内都泛滥，此前国际上的权威临床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声称，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心脏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胡大一说，国内滥用支架的问题并不比美国乐观，国外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但国内不少病人被放了5个甚至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过度医疗重灾区是肿瘤治疗。一般情况下，患者检查出肿瘤之后，家里都会倾尽所有用于治疗，有些医生看出患者家属的这种心理，于是拼命用药，用药必用最好最贵的进口药。
北京一位公司职员曾抱怨，自己的父亲检查时发现是肺癌晚期，已经没法动手术切除，一年多时间陆续入了十多次医院，医生输液开药从未间断，直到父亲去世时，家里还有整整3编织袋的药，而且都是自费药。
癌症治疗中还存在过度化疗的情况。比如像一期肺癌这类患者，术后不宜化疗，但目前很多医院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而多次化疗不但费用高，还会使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诱发其他疾病。
过度医疗除了造成身体上的损害，给患者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也极大浪费了本就不充裕的医疗资源。
新华网报道，一些医院的临床病例显示，领导干部、公费医疗及医保病人，更容易成为过度治疗的受害者。
明明知道，却无法逃开
回扣暴利催生的过度医疗有时也会被医生否认：“不只是支架，几万元的费用还包括体内输送系统、放射、穿刺麻醉等，医生吃回扣不大可能。”
对过度医疗更为常见的辩解则被归咎于侵权责任法在医疗事故中确立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该规则下，被起诉的医方必须举证证明己方无过错或没有造成损害，无法证明的话，一个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败诉，承担患者巨额的损害赔偿。
这个规则设立的初衷是为填补医患双方在专业知识上的极度不平衡，患者往往没有办法证明医方的治疗行为有过错或医疗行为导致了伤害，但在实践中，医生往往对此条规则诸多抱怨，有调查显示，为避免因漏诊错诊而吃官司，许多医生会选择多检查、全面治疗、多管齐下，以保万无一失。
过度医疗纵横多年，迄今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所言，根源在于以药养医的体制未改，但从个案上看，遭受过度医疗的患者也很难讨到公道，为应对日益增加的过度治疗占用医疗保险资源，现在保险公司基本都有专门针对是否属于过度治疗的审查，超过范围不予报销。
郑成涛没有去找那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做都做了，能怎么办呢？”
(《法治周末》10.24 陈霄 赵晨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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