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歌

    她们被告知，罗马尼亚人以为中国女人还都是小脚。代表团规定，在罗马尼亚期间，女性一定要穿丝袜和凉鞋，一定要把脚露出来，以便宣告中国女性不再是小脚女人。

    8月的一个周末，下午两点，中国交响乐团老年活动中心的门准时打开。其他同事七手八脚地开始摆麻将桌，82岁的章雪萍则径直走向了北墙的白色展板。上面印着12个鲜红的大字：《岁月当歌》——中央乐团老照片展。

    这些老人提到“乐团”两个字时，一般指“中央乐团”。这个1956年成立的乐团，在1996年进行改革后，更名为“中国交响乐团”。不过，章雪萍和冯琬珍等老人的记忆，更多地停留在了1996年之前。

    为革命服务

    1948年，章雪萍从湖南周南女中毕业。与母校的前辈学长蔡畅、杨开慧、丁玲等人或投身革命或投身文学不同，不懂什么是声乐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钢琴的章雪萍，选择了进入湖南音专学习。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是男高音歌唱家胡然。

    长沙解放时，尚未毕业的章雪萍还是跟部队走了，在四野138师宣传队为《白毛女》一剧伴唱。

    辗转到1951年底，章雪萍通过了主考官孟于主持的考试，考进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歌队。孟于早年在冼星海的鼓励下，考入鲁艺，1945年起便在张家口饰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和《血泪仇》中的王桂花。

    1952年，歌队变成中央歌舞团合唱队。除了革命歌曲外，演唱刚刚创作出来的新歌，也成为孟于、章雪萍等队员的任务。其中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两年后，大学毕业生冯琬珍考进合唱队。她参加演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祖国》，创作者是曾写出《社会主义好》的李焕之。当年秋天，22岁的冯琬珍便“非常激动”地跟随合唱队到怀仁堂，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演出，并第一次见到了台下坐着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

    1953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要举行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最终章雪萍所在的合唱队夺得一等奖，19岁的钢琴家傅聪获得三等奖。

    那次，出国之前代表团专门为女团员购置了镂空高跟凉鞋。她们被告知，罗马尼亚人以为中国女人还都是小脚。代表团规定，在罗马尼亚期间，女性一定要穿丝袜和凉鞋，一定要把脚露出来，以便宣告中国女性不再是小脚女人。

    这样做的必要性很快得到证实。“真的，我们一上街走动，就有人看我们。人家还真就看我们的脚。”章雪萍说。

    为国家演出

    1955年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晚会，招待正式访华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那时章雪萍便是报幕员。报完幕后，她需要回到自己在合唱队的位置，和冯琬珍等一起用越南语为客人演唱《胡志明之歌》。

    1959年，新中国和东德同时建国10周年。为了与中国一起庆祝，东德决定国庆期间派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到北京演出，主打曲目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为了能与德方同行交流，先后在京郊100多个公社和工厂下乡体验生活的中央乐团成员，不再与农民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提前回到乐团排演《贝九》。

    1960年1月，为庆祝缅甸国庆，周恩来总理与陈毅率领400人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其中文化艺术团的200多人主要来自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班和云南歌舞团，依旧点名让中央乐团的章雪萍去报幕。

    文艺工作者们在访问中的表现，周恩来形容为“在政治上打了一个大胜仗”。据说，正是在此次访问回国的飞机上，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研究决定，成立表演中国及亚非拉歌舞为主的东方歌舞团。像中央乐团一样，“以文化艺术为外交、政治服务”。

    在这背后，是当时国家外交政策的转向：从50年代面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开始全面转向亚非拉国家。

    国庆期间，来京演出的不再是苏联或东欧交响乐团，而是演出本国民间民族音乐、舞蹈等歌舞艺术的缅甸、巴西和阿尔及利亚的艺术团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重点，也相应逐渐从西洋古典交响乐转移到民间民族音乐。

    这一外交政策，差不多在10年后的1971年才重新转向。这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别顾问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在招待基辛格时，冯琬珍和同事们为这位美国客人用英语演唱了《哦，美丽的美利坚》。

    为时代伤痛

    1963年，全国兴起抛弃洋乐器改奏民族乐器的风潮。音乐家贺绿汀生前回忆，南京一个西洋管弦乐队被拆散，乐师改行，有人被分配到剧院当售货员。还有音乐学院取消了外国乐器专业，让学生改学二胡。

    音乐和舞蹈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也在全国掀起大讨论。为了证明交响乐也能“三化”，中央乐团举办普及音乐会，把当时全国传唱的革命歌曲以乐队形式连续演奏，名为《革命歌曲联奏》。合唱队把《白毛女》中的一些片段改为大合唱，乐队则把《白毛女》的音乐改编为组曲。

    除此之外，乐师们在演奏时必须面带表情，以加强音乐的描述。在演奏《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一段时，他们要面带哀愁。

    “文革”中，章雪萍、王廷英等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我不能够相信，因为我们20多岁起，就在一起工作，可能在具体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不能够相信他们是‘五一六分子’。”40多年后，冯琬珍依旧难以掩饰自己的不解，用指头捣着桌子。

    她的丈夫、作曲家邓宗安因为在创作《穆桂英挂帅交响诗》时，写了一句台词“我不挂帅谁挂帅”来表现穆桂英的英雄形象，结果被认为是要“夺权”，被下放到小汤山干校劳动。

    1972年，邓宗安的姐姐、姐夫以天文学家身份，随李政道一起从美国回来访问。可能是考虑到外事影响，邓宗安和冯琬珍的干校生涯提前结束。

    而4年前，为了将样板戏拍成电影，江青在审查《交响乐伴唱红灯记》时，当众“解放”了李德伦、电影导演谢铁骊和钱江。但她同时将一件乐器判了“极刑”。因为“实在受不了”演出时大号的声音，江青要求，“大喇叭要取消”。乐团不知道她所说的大喇叭是指长号还是大号，她加了一句“朝天的那个”。于是，大号在中央乐团消失了差不多10年。

    当邓宗安、冯琬珍夫妇提前从干校回到乐团时，中央乐团的实际负责人是钢琴家殷诚忠，他原本叫殷承宗。

    “他们家是资本家，江青说，你还要继承你们资本家祖宗吗？要对党忠诚，这样才改成殷诚忠。”冯琬珍回忆说。

    因为演出交响乐《沙家浜》，中央乐团成了当时人们眼中的“样板团”。演出样板戏时，他们不能穿燕尾服，而改穿新四军军服。

    “哪有新四军戴着绑腿拉琴的？大家都觉得好笑，尤其是李德伦穿军服看上去实在不好看，影响了音乐艺术是一方面，反而破坏了新四军的形象。”冯琬珍说，乐团随后演出改穿中山服。

    “当时很多人很羡慕样板团。但样板团是生活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的，说错一句话，就可能把一个人或一部戏打倒打死。他们体会不到心里的那种恐惧啊。”冯琬珍强调。

    为历史负责

    文化部曾经让冯琬珍写一些有关中央乐团和李德伦的文章。“我说我不写，太难了。”冯琬珍说。但她又清楚，他们这一茬人，“每一年都要走四五个，死得都差不多了”。

    所以，得知周光臻要写中央乐团的历史时，为乐团写了30多年宣传报道的冯琬珍拿出所有资料供他无偿使用。

    “没有历史，人就像浮萍一样。所以，我才会给他资料，给你讲一些往事。”老人说。

    她和章雪萍、王廷英一起，发起的这次展览，得到了老同事们的热情支持，一共拿出了500多张各自珍藏的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最终有212张贴上了展板。

    在那些黑白或略微褪色的彩色照片里，可以看到郭兰英、李谷一、李德伦、傅聪、胡松华、刘淑芳、杨洪基、鲍蕙荞、刘诗昆等人风华正茂时的模样。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和人生，也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所知之不多的历史。

    (《中国青年报》9.26 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