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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一部反映我党地下工作题材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曾风靡一时，蛋糕里夹电报底稿、火柴盒里藏电报密码、店铺楼上发电报、李侠在最后被捕前仍坚持发报等场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前，记者联系到“李侠”原型李白烈士的儿子李恒胜和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的研究人员，他们的介绍，还原了李白十几年来地下电台工作的惊险过程。
假扮夫妻掩护电台
李白，1910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用化名李霞、李静安，1930年8月参加红军，1931年李白被调到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结业后不久调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跟随队伍参加了长征。到达陕甘宁根据地后，李白被调任为红四军无线电台台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决定派李白到上海建立地下电台。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乘火车到达上海，被安排在法租界的黄陂南路单惠民医生诊所里负责党的秘密电讯工作。由于独身一人租房子容易引起怀疑，1939年，组织决定安排地下党员裘慧英扮作他的妻子协助李白的工作。
一开始，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十分别扭，裘慧英性格直爽泼辣，李白沉稳细心，虽然工作上的事由李白领导，但生活中却难免会有矛盾。当时两人的生活很艰苦，日常开销需要李白自己去想办法，白天李白要到外面打短工、承揽一些活来维持生计，晚上就将当天接到的情报内容发往延安。
李白喜欢吃肉，但生活艰辛，没钱买肉吃，他有时会在下午肉铺准备收档时，以很低的价钱买下已经有异味的剩肉，“父亲是湖南人，他把那些肉放在水里煮了好几次，然后切成小片，放进很多切碎的辣椒，混在一起炒，吃得很过瘾。” 李白烈士的儿子李恒胜说。在艰苦的工作生活中，李白和裘慧英逐渐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组织批准，他们俩成为真正的夫妻。
两次被捕入狱
电台位置安定好后，李白使用的电台却连续发生故障，组织特意派了代号为“木匠”的无线电技术骨干涂作潮教他修理电台，并指示转移到威海卫路338号，开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作掩护。李白的公开职务是公司账房，和裘慧英居住在公司前楼，电台就设在公司门店楼上，夫妇俩白天在店铺揽生意，跟着涂作潮学习机务技术，晚上就和延安总部电台通报联络。
电报使用时有灯光和电键声，大功率电台的电波很容易被侦查到，电波感应还会引起附近居民的电灯忽明忽暗，容易暴露。涂作潮和李白把发报机的功率降低，但信号随之减弱，两人反复试验，终于将电台功率降低，但又能将信号发到千里之外的延安。李白还选在人们已熟睡、空中干扰和侦查相对减少的下半夜发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危险。
1941年，“福声无线电公司”的一位学徒突然逃跑，李白、涂作潮等面临暴露的危险，李白根据指示将公司转让了出去。不久后，他们将电台秘密转移到一位同志家中。1942年9月一天深夜，李白正在阁楼上发送电报，突然一群日本宪兵闯入屋内搜查。李白忙将“收音机”上面缠绕的两条线圈拉直拿掉。“实际上这个收音机是经李白和涂作潮改造而成的收报机，使用时，只需将制作好的两个线圈接在收音机上，就能变成收报机，但拆下来就是普通的收音机，敌人看不出来。”纪念馆人员介绍说。
日本宪兵搜出了发报机，但找不到收报机，很是纳闷，怎么鉴定都只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1943年6月，经党组织营救，李白同志得以保释出狱。
出狱后，党组织派李白前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其间他利用敌人的电台，向延安提供了许多秘密情报。1945年李白到达淳安时，因他所取得的电台登记证明过期，被怀疑是私设电台，第二次遭到逮捕。后经多方努力，证明那是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电台，他才得以获释。
最后一封紧急电报
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回到上海重建电台，继续从事秘密工作。他们先是在黄陆路（今黄渡路）亚细亚里6号设立电台，后又转移到15号，电台位置就在国民党江湾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那里周围有几栋是国民党办公机构的宿舍楼，进出人流复杂，便于隐蔽。1945年年底他们的儿子出生后，李白给孩子取名为“李恒胜”，寓意为抗日战争胜利了。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攻坚阶段，面对迅速变化的战争形势，李白所在的上海电台与延安的通信更加频繁，当天的情报内容往往第二天就被传到延安。随着发报数量的增多和时间的增长，电台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大。国民党也有所察觉，派遣了一批情报人员集中到上海，利用当时先进的美国雷达探测仪，通过全天候侦听、分区停电法等方法，最后侦测到李白工作电台所在区域。
1948年12月29日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突然派人包围了李白住所周围的区域，挨家挨户搜查。李白当时正在发报，听到动静后，马上让妻子把儿子带到楼下的邻居家，自己则坚持将最后一封情报发出，并向延安发暗语警报：“我已经碰到危险”。李白被捕后，裘慧英母子俩被软禁在家，“一群特务守候在我家，随时抓捕前来联系的同志，他们在我家里共待了40多天，我们家的米都被吃光了”。
(《广州日报》9.22 张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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