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伦敦,英国陆军工兵拆弹部队的特伦斯·史蒂文森上尉挤出人群、越过封锁线,准备拆除废墟中的一枚定时炸弹。几英尺外,一位在先前轰炸中受伤的小伙子动弹不得。史蒂文森每前进一步,都会通过麦克风与队友联系,他们在安全区紧张地注视着一切。
这是米高梅电影公司镜头下的一个经典场景。最终,史蒂文森有惊无险地拆掉了炸弹。《塔尔图历险记》(1943)由此获得票房开门红。
当时,英国拆弹部队士兵参战后的平均寿命只有10星期。然而,没有谁因畏惧而退缩。“这是英雄的时代,是将个人勇气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时代,”一位军史专家断言。
布莱恩·卡斯特尼尔在其《漫长之路》一书中解释说,对于21世纪的拆弹专家们而言,类似的评价不显得过时,“许多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历史的支点。”卡尼斯特尔的感悟来自伊拉克战争,那也是他自己的战争。
佛罗里达州艾格林空军基地,有一所战地爆炸物处置学校,在那里经过高度仿真的严酷训练后,过关者才会被授予“爆炸物处置部队”徽章。与冷酷无情的炸弹“鼻尖对鼻尖”的对决,是对勇气和智慧的终极挑战,也是团队精神闪光的舞台,其中充满悬念和出人意料的可能性。
但是,到了和平时期,这种过度的警惕心和危机意识就转化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在卡斯特尼尔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回到故乡,他依然感受到敌人虎视眈眈,妄想刚出生的儿子会惨遭杀害,整夜整夜地守在屋门外:“我坐在楼梯顶部,手持来复枪,在黑暗中等待。”
在家人悉心抚慰下,卡斯特尼尔的焦虑慢慢消散了。不过,要彻底背叛有关战争的记忆,仍然是一个不太可能成真的、尚未写就的故事。
(《青年参考》9.13 伊丽莎白·D·萨梅特/文 陈荣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