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野老丹心一放翁

　　刘绪贻，著名美国史专家，主编并撰写多卷本《美国史》并与人合著多种美国史研究专著。

　　修史怀揣中国心

　　1913年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一个清贫小学教师家庭的刘绪贻，上世纪40年代初便开始其学术生涯，至今虽年近期颐，仍心系国运。

　　刘绪贻西南联大毕业后留学美国，归国后执教于武汉大学。然时运不济，新中国成立后，因我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社会学被贬斥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遭到封杀。刘绪贻被迫离开学校。

　　1964年，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响应中央号召成立了全国最早的美国史研究室。在追求学术真理思想的驱使下，同年3月，刘绪贻重返武汉大学转向美国史研究，实际负责该室工作。

　　1979年，刘绪贻被推选为《美国通史》的总主编之一，并承担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第六卷《战后美国史》的撰写任务。其间，在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和冲破禁区研究战后美国史的过程中，刘绪贻展现了一位历史学者的勇气和风骨。最终，历经24年完成的《美国通史》丛书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乃至中国世界史研究上的一座里程碑。

　　“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增长知识，是为了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人类有益处，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回忆坎坷却一直向前迈进的修史之路，刘绪贻感慨：“我爱国，但是我所爱的中国，乃是一个能够对内实行民主、法治，对外讲究平等、互利的中国。”

　　要讲就讲真话

　　西南联大当时的社会学系主任陈达先生很有学问，但教学方法让学生们觉得枯燥。当他在班级征求意见时，刘绪贻在课堂上直言不讳：“每星期上课3次，共6个小时，加上我从宿舍到教室往返一次一小时，一星期总共要花9小时。一个学期以18个星期计算，共为162小时。陈先生将讲课内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们只要一天看完，剩下的时间读别的书不是更好吗？”陈达先生很生气，一时语塞，不过他胸襟旷达，给刘绪贻的课程论文打了95分。毕业时还推荐他留校做助教。

　　剑指禁区，箫忧天下。年轻时，刘绪贻骨子里的良知和正义，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并未淡化。

　　“一个90多岁的老学者仍然那么关注思想文化动态，十分罕见。国内各著名大学都有一批解放前后归国的学者。经过反复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折磨，他们大都变得谨小慎微，生怕卷入各种是非，像刘老师那样风骨依旧的不多见了。”一位学者不无感慨。

　　刘绪贻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独善其身，要敢于追求真理，居安思危，“在勤于和善于探索未来社会应走的正确道路的同时，也应在政府决策失误时，敢于站出来纠偏”。

　　呵护学生的思想自由

　　“刘老虽没有成为博导，但这些年接受他指导的学生无数，不分校内校外，只要有求教于他的学生，他都热情接待，孜孜不倦。”武汉大学教授谭君久说，自己也曾是一位深得刘老多方指导的“编外学生”。

　　自1947年回国到武大任教，半个多世纪来，从刘绪贻手中走出来的青年才俊不在少数。

　　对于弟子们的选择和思想观点，刘绪贻始终保持着开明宽容以及十分尊重的态度。一次，弟子蒋劲松的硕士毕业论文中一反当时“劳联是跟着政府走的落后工会”的普遍观点，详尽论述了劳联在美国进步运动中起的积极作用，但这篇论文的观点在答辩老师中存在极大争议，被拒绝通过。可刘绪贻却不以为然，“虽然过去中国、苏联对劳联一直有看法，但是蒋劲松的观点也说得通，他能自圆其说就应该通过”。

　　在随后的教师会议上，刘绪贻更是力排众议，秉持学术自由的思想，争取使学生思想的火花得以绽放，最后论文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导师审核。而这件事也深深影响了日后走上学术道路的蒋劲松。

　　（《中国教育报》9.3 程墨 王小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