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的生活“怪癖”

    近读徐百柯著《民国风度》一书，对几位学人的生活“怪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0年初，陈望道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一日，其母心疼儿子，便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他趁热快吃。过了一会儿，其母在屋外问他红糖够不够，是否需要再添些，他连连回答：“够甜，够甜了。”当其母进来收拾碗碟时，竟见他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没动。原来，陈望道是一边译书，一边蘸着墨汁吃了粽子，还浑然不觉呢。

    曾国藩的曾孙、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同样有许多生活“怪癖”。据他同时代的人回忆，曾昭抡曾站在北京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有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雨伞走路。在家里吃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碗里有煤渣。他所穿的鞋子，联大的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

    学人的这些生活“怪癖”，常常被一些人当作笑料，认为是书呆子气的表现，“迂腐”的象征，因而嗤之以鼻。

    其实仔细想想，便会觉得，一些学人的生活“怪癖”委实意味深长。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个常数，痴迷于事业，难免会疏于对生活琐事的关注，以至发生些“怪癖”。与其相反，如果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消磨于“生活的过分讲究”，则无疑会“为生活所累”，致使事业荒废。

    （《杂文报》8．14 李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