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化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世界一流顶尖大学，就会发现，其在科学上的贡献都与文化有关。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它在科学上的成就与它特有的文化“美丽的心灵”密不可分；它允许教授9年不出文章，也不问他在做什么，更不会统计他一年内发表了多少SCI文章；结果，怀尔斯（Andrew Wiles）获得了菲尔兹奖特别奖。美国获得的菲尔兹奖（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总数的一半源于普林斯顿大学。它还允许身患精神病的纳什（John Nash）教授继续留在校内逾30年，最终他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之外，科学与人文之间还有更深层次的关联。不管“做人”还是“修业”，都离不开文史与科学，离不开文史与科学的交融。而科学，特别是科学史与科学精神，同样充满着做人的道理。

    世界上一流本科教育都把“做人”放在第一位。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本科院校，称为Library Art College。很多人把它翻译为“文理学院”，说明文理并重，学生必须学习广博的知识；但更好的翻译可能是“博雅学院”，“博”指广博的知识，“雅”指素养、修养。通过在课堂上接受的讨论式、相互质疑的训练，在住宿学院内受到的名师熏陶，在第二课堂（学生社团、社会实践）的锻炼，学生就敢于争辩，追求真理，懂得思考，学会做人，学会与人相处。

    奠定耶鲁大学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基础的《1828耶鲁报告（1828YaleReport）》，在184年前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应是“全面的教育”，我们培养的人应该“具备全面知识并拥有高尚的品德，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领军人才，并在多方面有益于社会。他的品质使他能够在社会的各阶层散播知识之光。”

    （《文汇报》8．15 杨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