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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海两岸曾建立了持续40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诚等密使的名字都被铭刻在了两岸秘密交往的历史中，成为潜行在两岸之间的重要人物。
台湾高雄市凯歌归饭店的老板李次白，在1950年5月初的一天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他们都是蒋经国的心腹，为首的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
许念婉（李次白夫人）回忆说：胡伟克是李次白的同期同学，到饭店来找次白，说国家有难，你是黄埔六期的，应该出来担当一点。你跟陈毅是姻亲（李次白的妹妹嫁了陈毅之兄陈孟熙），你到大陆去。
后来，蒋经国对李次白说：“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
李次白此番密使之行不但大陆上吉凶难料，回台湾怕也会被扣上“通敌”的罪名。但1950年6月1日，他还是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几天后抵达上海。
对于国共和谈，陈毅说：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提为时尚早，次白是要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
密使任务至此本应功成身退。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迅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反攻大陆的梦想似乎又指日可待。胡伟克连忙向李次白发出急信，指示他“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并让他留守上海相机行事。
此后李次白在青海劳改多年。
1987年，李次白在香港去世，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到台湾。
曹聚仁本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因报道台儿庄大捷和皖南事变一举成名，与蒋经国有着知遇之交。此外，曹聚仁与共产党也颇有交情，抗战时他经常往来新四军驻地，采访过周恩来、陈毅。
曹雷(曹聚仁长女）回忆说：1956年，我妈妈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给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做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1956年曹聚仁抵达北京时，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刚刚开过，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和平解放台湾。7月13日到19日的一周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周恩来对记者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报道在海外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华人世界震动。此后不到三个月，曹聚仁又再次领命北上，而这一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已是台湾回归后的人事安排。
然而此后的几个月，一度和缓的台湾海峡再度战云密布，先有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一个月后，国民党军也进行了退守台湾后最大规模的军演。多年来密使行动的成果付诸东流。
直到1958年8月，曹聚仁才再次被召唤去北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童小鹏在回忆录中曾提到过此事，说是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并要他将“炮击金门”的行动转告台湾。在停火报道刊登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又接见了曹聚仁，并让他向台湾转述“只要蒋介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的意思。
可惜的是，1972年7月，曹聚仁在澳门病逝。
久居香港的沈诚在1981年8月，突然收到一家国货公司送来的请柬，邀请他去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临别时，蒋经国交代给他一个私人任务，就是希望他抽空能去一趟溪口，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片等。
北上赴会的沈诚在北京受到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叶剑英特意找到沈诚，询问蒋经国对台海政策的看法，并安排专人陪同他去溪口访问。
1987年的春天，沈诚再次来到北京。经过6年的沟通互动，中央政府终于决定写一封密函，请沈诚转交蒋经国。密函由蒋经国在莫斯科时期的同窗杨尚昆具名签署。
“经国先生大鉴：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指国家统一）实现。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
根据沈诚在回忆录里的记载，蒋经国在拿到密函后的第五天，曾召见过他。谈话中，蒋经国虽觉得中共有些操之过急，但函件中所体现的方针尚可接受，并授意由国民党陆工会来筹备与大陆谈判的工作。就在这次会面后的三个月，台湾陆续解除党禁、报禁及长达38年的戒严令。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带着尚未来得及圆满的统一梦，在台北病逝。蒋经国去世刚过头七之时，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在继任“总统”李登辉的授意下，以“叛国罪”对沈诚提出诉讼。尽管最终无罪释放，但沈诚从此无法再为两岸穿针引线。
在两岸努力下，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与应邀到大陆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正式会谈。这是一次跨越60年的会面。对所有密使来说，是最大的安慰。
（《纵横》2012年第7期 许念婉等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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