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忧患意识新解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统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学、儒学、道学和佛学

    范仲淹生活在内忧外患、昏暗腐败的北宋王朝，自幼丧父，寄人篱下，深感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至理，他常言：“士当先天下而后个人”，“慨然有志于天下”。踏入仕途后，宦海沉浮，屡遭贬谪的范仲淹始终坚持其在朝则以“至诚许国”，受贬则“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处世之道。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具有十分丰富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它统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学、儒学、道学和佛学等。他极为重视易学，特别是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思想，将之视为其忧患意识和新政主张的重要理论根据。据典籍记载，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周易》。《周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居安夷以思危乱者也。儒学也具有丰富的忧患意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同样，无论是道家之学，抑或是道教之学，都成了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范仲淹将佛禅忧乐圆融，荣辱不惊，悟在当下，无修之修，明心见性的人文精神完全融入到自己的忧患意识之中。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蕴藏着五个层面的内容和两个方面的重要特质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内容丰富，至少蕴藏着这样五个层面：一是担当精神。忧国忧民的范仲淹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臣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而天赋褊心，遇事辄发，故居其外则寡悔，处于内则多咎。”二是进取精神。范仲淹一生坎坷，面对失败，他“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坚信“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三是超前精神。范仲淹临终《遗表》云：“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四是整体精神。范仲淹无论身处顺境，抑或逆境，都“心忧天下”。五是人文精神。范仲淹认为：“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

    从他本人拳拳忧国忧民之心与立德立功立言之行的视阈看，其忧患意识表现出文韬武略，知行合一的特质。集将、相、儒于一身，“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德足以传世”的范仲淹，其忧患意识正是如此。范仲淹忧患意识还表现出至诚许国，进退如一和是非循环，忧乐一体的内在特质。他即使无端遭贬，身退江湖之远，也难以真正“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而是“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范仲淹忧患意识不是悲观绝望，更不是患得患失，而是一种自觉而强烈的担心、牵挂和关爱。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已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为民兴利除弊的不竭精神动力

    后人常将范仲淹与诸葛亮、韩愈等称颂为史上“五君子”，这足见范仲淹包括其忧患意识在内的功业文章与人格魅力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影响。李贽、王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俞樾等一大批社会精英的忧患意识就深受其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距离范仲淹时代越是久远，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不是越来越弱化，而是越来越广泛而深远；越是处于求新求变，救国救民的非常时期，其影响也不是越来越式微，而是越来越重大而深刻。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早已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为民兴利除弊的不竭精神动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它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只有懂得了忧患意识，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乐观精神，也才能知道希望在哪里。

    （《北京日报》8.6 牟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