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代的企业家拥有如此深刻而统一的群体记忆，并以一个特殊的年份为自己打上标签“92派”。这群在1992年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而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如今在商海已浮沉整整20年……
士大夫下海
1992年前后，“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第一次大面积地由体制配置给市场，即“士大夫下海”。
改变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社会精英仕途之路的，除了南巡讲话，还有国家体改委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同时，党的十四大也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2年的春夏之交，全国100多万官员造访深圳。
远在北京的湖北天门人陈东升也坐不住了。那年，35岁的他已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官至副厅级。可是第二年他就辞职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后又组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这时的黄怒波开始思考“我不想做一辈子官吏，做到部长又怎样？”；兰世立直言“当看到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拿去一本正经地念时，我感到很不爽”……
1991年，曾在国家体改委任职的陕西人冯仑也离开了体制。他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前往海南。在这里，冯仑碰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些人也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他们被合称为“万通六君子”。
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然而，泱泱创业大军，成功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据当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20年里有的人摔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眼下被后辈们奉为“偶像”的“92派”们，无一不是在艰难困苦中熬过来的。
在创立泰康人寿的前7年里，陈东升没有赚到一分钱，即便如此，他仍坚信保险行业在中国是大有可为的。冯仑和合作者分头借钱，注册了一个典型的“皮包公司”，从“流氓”无产者开始折腾，近10年里积累了中国底层的生存智慧和办法。
“92派”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其实很难用一张脸谱来描绘，正如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所言，“凡是体制内出来的人都是有个性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左拥资本、右拥权力毫无压力地生活着。在他们前面，有上世纪80年代即占据商业舞台的“工业英雄”，后面还有李彦宏、张朝阳这样的海归派“互联网英雄”。“产业报国”的理想，总是在承受雨打风吹。
未来很长时间里，我们很可能仍会拿泰康、华谊兄弟、新东方、汇源果汁、零点咨询等作为商业经典案例来分析。而那些“倒在了体制的怀里”的失意者“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角力”的惨痛教训，更能促使我们反思。兰世立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2009年，兰世立以合作条件不平等为由坚决回绝了中航集团的收购，甚至对前来斡旋的政府官员说，即使砍了他的手，他也不会签字。这是何等悲壮！
可以说，“92派”企业家最大的贡献，是以自身实践挑战了“轻商主义”的传统，呼唤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政府退出经济主战场，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民众回到舞台的中心；就是要求政府放松和解除管制，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的能力；就是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92派”企业家的历史使命还在继续。
（《法治周末》8.2 高欣）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