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按照国际惯例,被称为“清日战争”。宗泽亚在其撰写的著作《清日战争》中指出,甲午战争是新兴的日本为挑战东亚旧秩序而发起的一场战争。所以,甲午战争的胜利是日本在近代史上崛起的一个“地标”,而明治日本军事实力的快速提升正是这种崛起最直观的表现。
宗泽亚在《清日战争》中指出,军力的快速提升,在军事装备的各项数据上,日本并没有明显优势,但是,在军事后勤方面,日本则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上,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路线已达3200公里,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2.8万吨,而大清国全国保有铁路才300公里,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类资源,这些资源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大清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这些系统要么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
事实上,无论是军队装备的差距,还是后勤体系的落后,其背后更深层的是对近代国家观念的认识差异。甲午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尽管从鸦片战争开始,大清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进行过频繁交手,但大清国的国防观念仍属于“中世纪式”。曾为大清国建立开国功勋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败坏,而道咸年间在镇压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则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佣军。
这样的军事体系,遑论进行近代化的系统建设,连最基本的“国家忠诚”都很难实现。在战争爆发以后,清国军队中频频出现“叶志超狂奔500里”这样的诡异事件,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更是只在一日之内便告陷落。“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
《清日战争》指出,仅平壤一战,清军就遗弃米粮2900石、杂谷2500石,相当于1.5万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同时,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而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清军的“兵败如山倒”可见一斑。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布征兵法令实施兵役制,在1877年西南战争后,日本政府更是完成了对国内军事力量的统和,打造了真正的“国家军队”。同时,在君主立宪的原则下,日本改造了军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并对军人实施国家意识的精神教育,运用“武士道精神”对军人展开全面洗脑。
《清日战争》记载道,“明治初年,新兵教育就导入了‘为国尽忠’的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近代国家体系的打造和洗脑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队的素质,特别是洗脑教育尽管最后沦为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但在当时的确帮助日本军队在国际社会中留下了英勇好战的印象。
所以,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观念教育,日本军队都全面领先于大清国,这才是日本最终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战争爆发后,随着两国军人的直接接触,日本人对于“天朝上国”的最后一点心理恐惧也完全失去,对于征服大清国的信心也得到大大增强。
(《法治周末》7.10 严杰夫)